經濟觀察報 宋笛/文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下稱《決定》）。

《決定》提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新征程，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全新局面。

《決定》指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時間節點：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基礎。

錨定總目標，《決定》提出了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國式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一級教授張占斌說，《決定》不僅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措施相銜接，更將改革向深化推進，呈現出更全面、更具體、更重體制建設的特點。

一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下稱《說明》）進一步指出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點，強調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強調了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也進一步豐富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

張占斌說，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新時代最大的政治，而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既然是首要任務，所有改革措施、所有制度的完善就要盯著這個目標。

此外，《決定》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外，也提出要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張占斌說，推動國家治理也需要改革具有一個更廣泛的視角，“但治理不能簡單地理解成一個自上而下的‘管’，而是一個多方參與的過程”

按照《決定》設定的時間表，改革措施需要在2029年完成。對此，張占斌說，這張改革時間表反映了改革決心大、底氣足，但難度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說任務是很艱巨的。

要完成這一艱巨的任務，改革需要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和活力。《決定》也有多條相關改革措施：“以調動全黨抓改革、促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著力點”“完善改革激勵和輿論引導機制，營造良好改革氛圍”“加強誣告行為治理”等。

張占斌說：“如果社會上的人沒有心氣兒，沒有積極性和熱情了，那改革推動起來就會阻力重重。所以要更有力地深化改革，首先要把人們的積極性更充分地調動起來。”

|對話|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經濟觀察報：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決定》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措施是如何銜接的？

張占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這種銜接。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這實際上是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中邁出了關鍵性、決定性的步伐。經過十年建設，實踐證明這一改革方向是正確的，《決定》再次強調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但現在看，整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還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市場體系仍不健全，市場發育還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產業體系整體大而不強，全而不精，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狀況沒有根本改變等。市場經濟體制還有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方面，需要進一步向高水平邁進，因此強調了要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決定》對2035年的目標如此表述：“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35年目標中把“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單獨寫進去了，表明了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和特別期待。

這釋放了一個信號，就是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定不移讓中國市場捍衛市場經濟的尊嚴，堅定不移地通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來提振信心、扭轉預期、凝聚共識、增強動力。

經濟觀察報：與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藍圖相比，《決定》及《說明》提到，“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間的關系？

張占斌：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新時代最大的政治，而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既然是首要任務，所有改革措施、所有制度的完善就要盯著這個目標，所以我們能看到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完善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一系列體制機制建設，這就涉及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涉及如何更好地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等。

經濟觀察報：《決定》強調了市場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還提及了要“彌補市場失靈”。這是否意味著未來將會迎來更多規范性政策？

張占斌：這個提法之前也出現在不同的文件中，但這是首次進入《決定》這樣級別的文件中。我們之前說很多領域是“一放就活、一活就亂、一亂就管、一管就死”，所以現在提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什么叫“管得住”？這絕對不能機械地理解成要一刀切，要嚴管。“管得住”換個詞理解，應該是叫“管得好”，本意是希望政府能夠有效地彌補市場失靈，管住市場中那些不好的部分，而不是什么都管。

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是很難判斷的。特別是在新的行業、新的模式不斷出現、快速發展的今天，一些干部可能會跟不上形勢。干部看不懂、看不清，就亂干預，肯定做不到“放得活”，也做不到“管得住”。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實際上對有為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不斷提高自己的治理水平，不斷提升自己對市場的規律性理解和認識。

經濟觀察報：《決定》還有一些值得關注的提法，比如在“推動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相適應”之外，又增加了一條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如何理解這第三個“相適應”？

張占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隨著整個國家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治理水平也需要進入高水平發展階段。

國家治理涵蓋范圍極廣，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安全，都在治理的范疇中，治理水平的提升需要改革的不斷推動，將推動“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納入改革目標，也意味著改革需要一個更廣泛的視角。

當然，國家治理并不能簡單理解成一個自上而下的“管”，“治理”更多強調的是一個多方參與，共同推動國家發展的過程。

經濟觀察報：與國家治理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決定》提出了“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這個和此前“健全宏觀調控”的表述有所不同，特別是其中提出要“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這將是一個什么機制？

張占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表述變化。新中國成立以來，從“一五”計劃開始，我們每五年就會出臺一個五年規劃，同時我們還有一些中長期規劃，這是我們國家宏觀政策上一個很大的特點，這個特點保持了政策的延續性和銜接性。

但隨著規劃的制定，我們漸漸發現，其中涉及的領域越來越多、越來越專。我們還出臺了一些專項規劃、區域規劃進行配套，慢慢就形成了一個規劃體系。

接下來，規劃的落地又需要更多政策的配套，要有政策體系進行協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就變成了以前有些地方說的“規劃規劃，墻上掛掛”，變成一個走形式的事情，規劃失去了本身的引導和約束作用。所以，規劃不僅需要有系統性，還要與政策銜接起來，形成一個體系，這樣才能一張藍圖繪到底。

“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就是希望將頂層設計的大方向和時間節點，特別是一些有具體指標的方向和政策銜接起來，要讓政策跟著時間節點不斷跟進。這也是屬于國家治理的一部分。國家要是沒有大的規劃，沒有政策的銜接，一旦列車發動了，再要掉頭，就會耽誤很多時間，造成很大的浪費。

經濟觀察報：《決定》涉及諸多領域，但其中也有一些主題詞，比如我們能看到“城鄉”是一組關鍵詞，很多改革措施都是圍繞推動城鄉融合推動的。

張占斌：破除城鄉二元體制、推動農村現代化發展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一直關注的改革內容。目前推動城鄉二元制融合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時代召喚：如果我們城鄉再不進一步融合，我們經濟增長的動能就會出現缺失。新市民化的推動，可以讓農村人口更好融入城市，他們會在城市里消費、置業，也會給經濟注入新的動能。

此外，這種融合也會逐漸推動解決長期的二元制問題，推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這實際上也是共產黨要解決的一個歷史性問題。

經濟觀察報：《決定》中有多處提到了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措施。此外，多處還提及了對各類企業、各種所有制的統一要求和期盼，比如“對侵犯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的行為實行同責同罪同罰，完善懲罰性賠償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支持和引導各類企業提高資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等，這釋放了哪些信息？

張占斌：一方面，《決定》強調了對各種所有制平等對待，國有經濟、民營經濟是同等重要的，做了好事都要表揚、做了壞事都要用法律約束，這就是“一碗水端平”，不管國有經濟、民營經濟，都得在同等要求、同等待遇下進行市場競爭。

另一方面，民營經濟還是具有很多特殊性，實踐中面臨著更多不平等的競爭環境。因此，《決定》也提出了很多保護民營經濟的改革措施，比如要“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等，這些都是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問題，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經濟觀察報：《決定》中對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法治的定位都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如何理解這一定位？

張占斌：市場化和法治化是中國改革的兩輪，中國改革一方面需要建立一個逐步完善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中國改革也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有了這兩個輪子，我們的治理水平能不斷提高，制度優勢能不斷凸顯，中國改革才能不斷向前推進。

改革需要激發社會積極性和活力

經濟觀察報：總體來看，《決定》體現了哪些特點？

張占斌：整體讀下來，《決定》有幾方面特點是比較鮮明的。

一個特點是全面、具體。《決定》涉及的領域很全面，每個領域里的改革措施又十分具體，等于清晰地把改革的“大寫意”通過每個領域的“改革施工圖”畫了出來。

另一個特點是注重制度建設。“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貫徹的原則之一。《決定》的改革措施很多是和機制體制建設、制度建設緊密相連的。鄧小平就曾講過：“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鄧小平高度重視制度建設，可以說是制度建設“始于鄧”。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制度建設，如果我們把這些制度都能夠更好地構建和完善起來，我們也可以形象地說是“成于習”。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制度建設不是越多越好或者越少越好。有些干部容易將“以制度建設為主線”錯誤理解為制度越多越好。

所謂以制度建設為主線，是指要從實效出發，以是否適當、是否管用作為制度建設的標準。該完善的制度要完善，該改的制度要改，該廢止的制度也要廢止。制度建設中也要注重適當留白，這樣才能給社會和市場一個探索的空間。制度太多、管得太細，可能就沒有探索的空間了。

《決定》提到，“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我們之所以要改革，就是因為我們的某些制度與新質生產力并沒有完全匹配，所以才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這才是目的。而不是用很多制度把生產力給管住了，把社會活力給管住了。這也是為什么要強調“秩序和活力”的原因。

此外，《決定》與民生、與老百姓急難愁盼緊密相關的內容更多了，也更全面了。

民生是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也好、制度完善也好，最終目的是要讓人們過上更好的日子。從這個角度講，下一步改革需要通過各種方式，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只有這樣才能調動更多人對改革的熱情和積極性，將改革不斷推進向前。

經濟觀察報：此次《決定》在很多內容上體現了“問題導向”的原則，并提出了改革要“更重實效”。對此，你怎么理解？

張占斌：這兩年社會經濟遇到不少困難，壓力較大，大家都有點焦慮，對改革的預期就很高，希望《決定》中的改革措施能有些“大當量”效果才好。但實事求是地講，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深水區需要非常整體、精細的改革措施來推進：一方面改革要往更加全面的方向走，不像以前一樣，集中在某一個或者某幾個方面；另一方面，改革措施需要非常具體，要有針對性地把一個領域的改革措施說明白了，改革不僅要提供一張“路線圖”，還需要提供一張“施工圖”，要通過解決一個個具體的問題，一步步推動著這個國家往前走。

這也是《決定》強調，“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的原因。

經濟觀察報：一方面改革措施比較具體，另一方面300多項改革舉措也有非常明確的完成時間表——2029年，這釋放了什么信號？

張占斌：這張改革時間表反映了改革決心大、底氣足，既然提出了這樣的時間表，也表明了黨中央有決心有能力有辦法來完成這個重大的歷史任務。但從難度看，是不小的，甚至可以說改革的任務是很艱巨的。我們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改革時間表也是一種倒逼機制。

經濟觀察報：你多次提到“積極性”和“活力”，這兩個詞也多次出現在《決定》中，它們對中國改革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占斌：這是兩個很重要的詞匯。改革一方面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一方面要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社會活力是什么？社會活力就是千千萬萬人的積極性。只有人人都想著推動改革、推動現代化發展，我們的改革事業才能不斷向前推進。這也是我們從此前的改革中積累的經驗。

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是，有的地方、有的人比較有積極性，而有的地方、有的人積極性就比較弱，就是我們所說的“躺平”。當然“躺平”中有些可能跟個人主義有關系，比如個人的患得患失、不思進取。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一些制度和機制體制還不夠合理，限制了很多人，甚至限制了一些干部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這也是我們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制度和體制機制都非常圓滿的話，是100分的話，那我們今天可能就不需要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了，而現實顯然不是這樣的。

經濟觀察報：《決定》也強調了改革積極性的問題，你認為有哪些關鍵點值得關注？

張占斌：《決定》很多內容都意在調動改革的積極性，比如提及“完善改革激勵和輿論引導機制，營造良好改革氛圍”。從這點出發，我們要支持和引導更多積極支持改革、營造改革氛圍的言論，要及時消除一些否定改革，破壞社會氛圍的言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改革需要一個更有活力的社會氛圍。《決定》提出了“加強誣告行為治理”，這也是因為有些誣告現象破壞了寬松的社會氛圍，讓想干事兒的人不敢干事。《決定》還提出“嚴格控制面向基層的督查、檢查、考核總量，提高調研質量，下大氣力解決過頻過繁問題”，這也是給基層減壓，調動基層積極性，釋放基層活力的措施。

這些都是增強社會活力，提高改革積極性的措施。有些措施和方向此前也都多次強調了，但有些地方落實得不夠。

如果社會上的人沒有心氣兒，沒有積極性和熱情了，那改革推動起來就會阻力重重。所以我們要更有力地深化改革，首先要把人們的積極性更充分調動起來。從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看，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積極性調動更為迫切：一是要調動廣大科學工作者，特別是科學家的積極性；二是調動廣大市場主體特別是民營經濟的積極性；三是調動資本市場的投資主體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積極性；四是調動廣大干部特別是地方干部的積極性。也只有通過不斷改革，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斷激發和增強社會活力，才能為中國現代化注入源源不斷的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