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誠/文 日前，中央網信辦等多部門聯合印發通知，部署開展“清朗·網絡平臺算法典型問題治理”專項行動，并將整治信息繭房作為第一項任務。當前，從信息、平臺信息、平臺信息推送的視角，層層剖析信息繭房的經濟價值和治理問題，對提高平臺治理針對性極為重要。

平臺成為消費者的主要信息來源

在數字經濟時代，人們所處的信息環境的最大變化是平臺成為信息發布主體。

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學習過程中，越來越傾向于通過平臺獲取信息。遇到不懂的問題時，人們可能選擇在百度搜索；閑來無事時，可能打開微信看朋友圈；購物時，可能去淘寶和京東上購買。以閱讀為例，早在2015年我國數字化閱讀方式的接觸率已達64%，首次超過紙質閱讀方式。

在平臺發布信息的同時，我們周邊的信息越來越多，面臨信息過載問題。人們的時間有限，認知能力也有限，并且信息質量參差不齊、真假難辨。此時，信息推送應運而生，這是符合基本經濟規律的。當人們面臨困難有市場需求時，提供解決方案的供應商就會出現。

從這個視角看，信息推送是平臺提供的專業化服務，有非常正面的市場價值。總體上，平臺依據算法做出的信息推送行為，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向消費者、商家、生產商等推送其最需要的信息，提高供求匹配、資源配置效率以及供應鏈韌性等。信息推送服務作為一類特殊產品，從勞動力密集型轉變為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提高了服務增加值，推動高端服務發展。

當前，信息推送已經無處不在，如通過對用戶身份、年齡、性格、興趣愛好、購買記錄等為用戶畫像，甚至有平臺可以抓取用戶表情、監聽用戶聊天內容，以此定向推送信息。

信息推送還具有認證和擔保的性質。由平臺篩選一些真實可靠的信息，向特定消費者推送符合其偏好的產品。所以，在一個良性運轉的平臺上，用戶會對平臺推送的信息產生一定的信任和依賴。如有的用戶會優先選擇美團“必吃榜”的餐廳，有的用戶會優先入住攜程特牌酒店等。

但當前一個趨勢是，一些用戶將消費決策直接交給了平臺。隨著數據量的積累，尤其是精細到每個用戶的多維度數據，平臺給每個用戶的推薦變得越來越準確，一些用戶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放棄自己的選擇，將選擇權交給平臺。如短視頻平臺推送什么，用戶就看什么，甚至有人沉迷其中。

信息推送可能導致信息繭房

信息推送幫助人們更好獲取信息和識別真實信息的同時，其負面影響也愈發凸顯，信息繭房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一言以蔽之，信息繭房就是讓用戶看不到全面的信息。具體而言，信息繭房有兩層含義：一是出自引流等目的，平臺讓用戶看到他想看的信息。

這層含義與美國學者凱斯·桑斯坦在2006年出版的《信息烏托邦》一書中所提出的意蘊相同，指人們關注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這層含義將其歸咎于用戶“作繭自縛”，是個人主動做出的將信息需求和信息選擇趨向窄化、封閉化的現象，而平臺只是起推波助瀾作用的外因。

二是出于賣貨等目的，讓用戶看到平臺想讓其看到的信息。這層含義里面注入了“平臺意志”，是平臺主動做出的信息設計。

從博弈論來看，對用戶是降維打擊。根據經典的傳統博弈論模型，人們根據既定的信息（不論是對稱還是不對稱）來作出博弈行為，得到博弈均衡解。但現在，人們博弈的信息都是由平臺設定的，所以平臺可以預判不同信息情境下的博弈均衡解，從而挑選對自身最有利的那個均衡解的信息情境。換言之，平臺可以俯視用戶，給用戶發牌，用戶怎么打，結果都是平臺利益最大化。

從這兩層含義的關系來看，前者是手段，為了投其所好，吸引用戶、做大流量；后者是最終目的，把流量兌現為商品交易總額（GMV）。

如果平臺是中性的，或者平臺追求全社會總利益最大化，那么信息推送不會導致信息繭房，即便如此，也無傷大雅。

但現實中，平臺是一個個獨立運行的企業，必然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那么其經濟影響是，平臺可能會基于信息壟斷對用戶進行信息歧視。有研究發現，若商家對消費者實施信息歧視，向不同類型的消費者策略性設計和發布不同信息，則可能帶來靈活多變的價格歧視，降低社會福利。

還有學者通過比較線上購物車與線下購物車發現，線上購物的品類更單一、相似度更高，說明平臺信息推送等方式強化了消費者購物的目的性和慣性，但購物的品類卻不像已有研究所證明的那樣變得更加豐富。也就是說，信息推送可能使人們的消費更加單調乏味而不是豐富多彩。

誠然，平臺在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內行使的微觀經濟指令，與計劃經濟行使的經濟命令大相徑庭。然而，只要存在較高的控制力，微觀信息所攜帶的經濟指令都會將各類市場主體的經濟努力轉移到具備權威的平臺目標上，從而創建一個由平臺利潤最大化目標為導向的經濟新秩序。

從整個社會來看，信息繭房還可能加劇觀點撕裂和社會分層。由于不同的人群看到的信息不同，并在推送模式下反復強化各自的認知，無法接觸到不同的觀點和更廣闊的世界。久而久之，各種社會摩擦不斷發生，甚至導致真偽難辨、是非不分。

但信息繭房還可以被視為能夠將人“編隊”的“社會紐帶”，大大小小的群體在彼此相似且對外割裂的信息環境之下，圍繞共同利益或話題有機地聚在一起。但群體間是割裂的，甚至在一些問題上形成的認知是非常矛盾的，比如俄烏沖突、中東沖突等問題上。

法國經濟學家塞德里克·迪朗在《技術封建主義》一書中指出，平臺成了新的社會組織結構，它們用數字技術來控制我們的生活，例如對外賣員和快遞員個別勞動過程的控制，以及對人們社交的控制。算法通過各種概率預測，剝奪了主體的反身性空間，即剝奪了主體挑戰現實的能力，形成了一種“自動化社會控制”。特別是，我們每個人在社會互動中形成數據不斷成為算法優化與決策的“養料”，而社會互動又在被算法的結果“操縱”，導致社會化的退化。

具體建議

平臺的信息繭房能否依靠市場或平臺自治加以管理？至少當前階段確實已經出現了一定的現實問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為此，應從政府監管的角度，優化政策設計，既能讓用戶獲得優質的信息推送服務，又避免過多同質信息推送導致的信息繭房問題。

第一，強化平臺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用戶的信息環境是有差異的，且由平臺策略性決定。但政府在監管的過程中，要強調平臺發布信息必須一視同仁，不能有歧視性目的。對利用信息優勢制造信息不對稱，為少數商家定向披露歧視性信息或優待信息，或向少數消費者定向披露高價格產品等問題，要嚴肅追究。并且，買賣雙方看到的信息是一致的，不能由商家花錢刪評論使消費者看不到全面的商家信息。提升榜單透明度和可解釋性，打擊操縱行為。

第二，鼓勵平臺提供雙面的、平衡的信息。平臺設置算法要避免一味推送同質化信息，可在一定推送強度之后夾帶著推送一些多元化甚至相反的信息內容，提升推送內容多樣性豐富性。規范設置“不感興趣”“此類信息過多”等負反饋功能，助力用戶打破信息舒適區，形成更全面的認知。對認知水平較低、自控能力較差的老人和青少年等特殊人群，要做出更多算法推薦的限制，減少誘導成癮現象的發生。積極發揮平臺自治的作用，由平臺及時審查并處理商家、用戶及“專業造假公司”發布的虛假信息。

第三，提高信息質量。當技術被一個平臺、組織或企業等主體經營和運用的時候，如果沒有價值觀的注入，主體便失去了靈魂。或者說，它的靈魂被用來與算法、流量做了交易。當前，要倡導科技向善，限制對“霸總”微短劇、疑似虛假和詐騙、游戲等信息的推送，抵制惡俗文化，維護網絡安全，避免沉迷上癮。鼓勵平臺企業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為高質量內容創作者提供更大生存空間和施展才華的舞臺，并向用戶推送高質量內容，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