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再平/文 政府與企業是構成經濟體系的兩個不可或缺的子系統。在某種意義上，兩者又屬兩種不同的權力主體。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 “在我們前面有兩種權力：一種是財產權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權力，另一種是政治權力，也就是國家的權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70頁1992年版）

亦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政府，甚至最專制的政府，歸根到底都不過是本國狀況的經濟必然性的執行者。它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好的、壞的或不好不壞的——來執行這一任務；它們可以加速或延緩經濟發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結果，可是最終它們還是要遵循這種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26頁）

不管怎樣，兩者互相依存、相輔相成，誰也離不開誰。所以，作為企業當事人的企業家正能量的激發，定然離不開一定的政企關系。

正能量循環的政企關系是企業家正能量得以激發的前提

怎樣的政企關系才有利于企業家正能量的激發呢？一言以蔽之，正能量循環的政企關系。更確切地說，正能量循環的政企關系是企業家正能量得以激發的前提。

何謂政企之間的正能量循環？概言之即：政企相互乃至整個經濟體系正當必要的經濟能量交換。用辯證法的觀點看，政企也是一對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當然在政府，是故有必要先看企業與整個經濟體系正當必要的政府經濟能量。這涉及政府經濟職能的基本常識。所以，我們重溫一下這方面的政治經濟學原理。

首先需要重溫的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有關國家二重性即公共性與階級性中有關公共性的論述。且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以雅典國家作為“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所進行的論述: “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他還指出，“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社會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522-523頁）

綜上所述，國家產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社會公共事務的存在。而作為國家權力執行機構的政府，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所必需的公器，所以，政府首先必須姓公。這一點，且再看恩格斯的有關論述：“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一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里，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9頁）“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19頁）

推而論之，企業與整個經濟體系正當必要的政府經濟能量首先必須姓公，必須出以公心，公器公用。由此形成的政企之間的正能循環展開式大致如下。

?政企之間正能量循環展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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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府一側看，一般而言，其對企業間接或直接相關的經濟能量輸出，其一為保護社會與個體不受侵犯。這就是斯密在《國富論》里所論述的：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

其二為提供公共事業與公共設施。也是斯密在《國富論》里論述過的：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且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與現實無不表明，經濟社會必要的公共設施擴展，能夠帶來正外部效應，對經濟社會的發展起著積極的溢出效應，其投入的社會邊際效應相當可觀。?

其三為規制經營主體行為與秩序。政府對市場經營主體行為與秩序的規制，是確保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關鍵。通過制定和執行相關法律法規，政府為市場經營主體設定了明確的行為準則，防止不正當競爭和違法經營行為的發生。這種規制不僅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還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政府通過市場監管機構，對市場經營主體的日常運營進行監督和檢查，確保其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對于違規行為，政府會依法進行處罰，從而維護市場秩序。

其四為維護公平競爭規則與環境。政府致力于維護公平競爭規則與環境，以確保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通過?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政府為市場主體提供了明確的競爭準則，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保障市場秩序的公正性?。此外，政府還?推動信息公開與透明度?，確保市場主體能夠獲取準確的市場信息，做出理性決策，從而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這些措施不僅可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還可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推動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政府通過持續努力，不斷優化公平競爭環境，為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提供堅實保障。

其五為對收入進行再次分配。政府對收入進行再次分配，是經濟活動中的關鍵環節。這一過程主要通過?稅收、財政支出、轉移支付?等形式來實現。政府利用這些財政工具，旨在調節社會經濟活動，實現社會公平、經濟穩定和協調發展。稅收方面，政府通過征收累進稅等，使高收入人群承擔更多稅負，從而實現收入的再分配，調節貧富差距。財政支出則包括投資公共設施、提供社會保障等，這些都能直接提高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水平，促進社會公平。轉移支付，如養老金、失業救濟金等，更是直接改善了民生，縮小了收入差距。通過再次分配，政府不僅保障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還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確保了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水平，實現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其六為對產業布局進行引導。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對產業布局進行積極引導。首先，?制定國家產業布局戰略?，明確重點支持發展的地區和產業發展方向，通過直接投資和差別性政策，優化投資環境，吸引生產要素投入。其次，?政府規劃具體產業的集中布局區域?，推動產業地區分工，發揮集聚規模經濟效益，同時建立產業開發區，集中發展重點產業。此外，政府還?注重地區間產業協同發展?，提出產業轉移和承接的重點方向，支持各地發揮比較優勢，形成相互促進的格局，并強調產業轉移與產業升級同步進行。這些引導措施不僅有助于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業競爭力，還能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經濟的高質量增長?。

其七為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政府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旨在保持經濟穩定與發展。調控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和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為實現這些目標，政府采用多種經濟手段?，如調整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通過調節稅率、利率等市場參數影響經濟運行。必要時，政府或發布行政命令或指示，直接干預經濟?。這些調控措施有助于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解決市場自發性和盲目性帶來的問題，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政府的宏觀調控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重要環節，對于實現國家經濟目標、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再看企業一側，其一為提供稅費。“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就是捐稅”，“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稅收的基本論斷。“稅收是我們為文明社會付出的代價”，這是稅務學術界常常引述的美國大法官霍爾姆斯的著名言論。一言以蔽之，只要國家機器存在，稅收就不可避免，這是不言而喻的古今中外之共識。而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主體，承擔著為國家提供稅費的重要責任。稅費是企業根據國家稅收法規，按其經營所得或特定行為向政府支付的一定比例的資金。這些稅費不僅?構成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支撐國家各項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還?起到調節經濟、實現社會公平的作用?。企業通過依法納稅，參與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有助于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同時，稅費也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展現企業公民形象?的重要方式。企業按時足額繳納稅費，不僅體現了其對國家法律的尊重，也彰顯了其對社會責任的擔當，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社會聲譽和品牌形象。因此，企業為國家提供稅費，是其作為社會經濟活動參與者不可或缺的責任與義務。

其二為創造就業。企業在經濟社會中扮演著創造就業的重要角色。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企業不僅追求經濟效益，還承擔著社會責任，其中就包括為社會提供就業崗位。?企業是就業的主要提供者?。企業通過擴大生產規模、拓展業務領域，直接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吸納各類勞動力，特別是高校畢業生、下崗失業人員等群體?。企業內部的招聘和人才培養機制，也為員工提供了職業發展的機會，穩定了就業隊伍。?企業創新促進就業增長?。隨著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企業不斷孕育新產業、新業態、新職業，為就業市場注入新活力?。特別是數字經濟、平臺經濟等新興領域，企業借助技術創新，創造了更多靈活就業崗位，滿足了多元化就業需求。企業通過創造就業，不僅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還維護了社會穩定，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

其三為創新發展。企業在經濟社會創新發展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們?是技術創新的主要源泉?，中小企業尤其展現出強大的創新精神和冒險精神，能夠敏銳捕捉市場變化，勇于嘗試新技術、新產品和服務，推動產業升級。同時，企業?通過創新商業模式和運營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社會企業更是以社會價值為導向，為弱勢群體提供平等機會，促進社會公平與和諧?。此外，專精特新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在特定領域深耕細作，以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發展路徑，引領產業轉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企業的這些創新活動不僅增強了自身競爭力，更為經濟社會帶來了源源不斷的活力和動力，是創新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其四為繁榮經濟。企業在經濟繁榮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獨特作用體現在多個方面。其作為經濟活動不可或缺的載體與平臺，通過組織生產、流通和服務等活動，將各種資源轉化為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求，從而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繁榮。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不斷尋求技術創新和突破，提升產品質量和降低生產成本，進而推動整個產業的升級和轉型。這種創新不僅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也為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動力。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企業跨國經營和國際貿易日益頻繁，不僅促進了國際經濟的融合與互動，也為企業自身帶來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市場機遇。這種國際間的經濟合作與交流，進一步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其五為微觀響應。政府對經濟行為及其秩序的規制、對收入進行再分配、對產業進行布局引導以及宏觀經濟調控，都不能沒有企業的微觀響應。從某種意義可以講，前者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后者的微觀響應。而企業在面對政府的經濟規制、收入再分配、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時，當然也會展現出靈活而積極的微觀響應。?經濟規制上?，企業會迅速調整內部管理和運營策略，確保業務活動與政府規定保持高度一致。比如，加強合規建設，優化內部流程，以更好地適應政府的監管要求。?收入再分配方面?，企業會積極響應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通過調整薪資結構、增加員工福利、開展員工培訓等措施，促進內部公平，提升員工滿意度，同時也為社會的和諧穩定貢獻力量。?產業政策上?，企業會緊跟政府的產業導向，調整自身的產業結構，加大在政府鼓勵的領域如高科技、綠色能源等方面的投入，推動產業升級和轉型，實現可持續發展。?宏觀調控層面?，企業會密切關注政府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據此調整自身的融資策略、投資計劃和生產安排，以有效應對經濟周期的波動，確保企業的穩健發展。?

嚴懲尋租腐敗是形成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基本前提

企業尋租與政府腐敗，是政企之間能量循環的毒藥，抑或政企之間的負能量循環。對此必須零容忍，一有發現就嚴懲。否則，“劣幣驅良幣效應”就可能在政企關系上泛濫惡化，兩者盛行，當然就不可能形成正能量循環的政企關系。所以，嚴懲企業尋租與政府腐敗是形成這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基本前提。

企業尋租，簡而言之，是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過程中，通過非市場手段獲取政府特權或資源，以規避市場競爭，獲取超額利潤的行為。它可大致分為“合法尋租”與“非法尋租”。

合法尋租，往往打著政策的旗號，以爭取政府優惠待遇為目的。企業或個人通過特定渠道或關系，如政治關聯、行業協會推薦等，爭取到稅收減免、補貼政策、項目支持等政府資源。這種尋租行為雖然表面看似合法合規，但實則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這又可細分為通過政府管制的尋租?。這種尋租行為涉及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市場進行干預和管制，企業或個人為了獲取特定的政府資源或特權，通過各種手段尋求政府管制下的利益。?通過關稅和進出口配額的尋租。在國際貿易中，政府通過設定關稅和進出口配額來調控市場。企業或個人為了獲取更多的進出口配額或降低關稅成本，會進行尋租活動，以爭取更有利的貿易條件?。?在政府訂貨中的尋租。政府作為買家，在采購商品或服務時，企業或個人為了爭取到政府的訂單，會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尋租，以獲取政府訂貨帶來的利益?。一些企業因為擁有特權或關系，能夠輕松獲得政府資源，享受政策紅利，而另一些企業則因為無法與之競爭而被迫退出市場或處于不利地位。這種不公不僅損害了市場效率，還抑制了創新動力和市場活力的釋放，使得整個市場生態趨于僵化。

非法尋租，則是直接違反法律法規，通過行賄、走私、虛構項目等違法行為獲取政府特權或資源。這些行為不僅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秩序，還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企業的聲譽。非法尋租者往往為了個人利益或團體利益，不惜鋌而走險，觸碰法律紅線，其行為之惡劣，影響之深遠，不容小覷。

政府腐敗，是政府官員或公共機構在行使公權力時，為個人或特定團體謀取私利的行為。它不僅僅是道德的淪喪，更是對法治精神的踐踏，對公共利益的侵蝕。政府腐敗的本質，是權力的異化和濫用，它破壞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削弱了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和服務能力，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政府腐敗還表現為有意設租，即政府官員或公共機構利用手中的權力，人為設置障礙或創造租金機會，以謀取私利。這種行為通常表現為政府官員濫用職權，為特定企業或個人提供特殊待遇，或者通過制定復雜的規章制度來制造尋租空間。政府設租不僅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還可能導致政府決策效率低下，政策執行不力，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企業尋租與政府腐敗的危害是多維度的，它們不僅侵蝕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破壞了政企之間的信任基石，還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深遠的負面影響。一是經濟層面的危害。諸如，?資源錯配與浪費?。企業尋租導致資源被錯誤地配置到低效或無效的項目上，造成資源的浪費和經濟的低效運行。這種資源的錯配不僅降低了經濟效率，還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市場扭曲與不公平競爭。尋租行為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使得一些企業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市場份額，損害了其他企業的利益。這種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抑制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發揮，阻礙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繁榮。?經濟增長受阻?。長期的企業尋租和政府腐敗會削弱國家的經濟競爭力，阻礙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繁榮。這種負面效應不僅體現在經濟總量上，還體現在經濟結構和經濟質量上。

二是社會層面的危害。諸如，?社會信任危機。政府腐敗和企業尋租行為破壞了社會信任體系，使得民眾對政府和企業的信任度下降。這種信任危機不僅影響了政府和企業的形象，還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貧富差距擴大。腐敗和尋租行為往往伴隨著財富的非法轉移，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這種不公平的財富分配加劇了社會矛盾，破壞了社會的和諧穩定。?法治精神受損。政府腐敗和企業尋租行為破壞了法治原則，使得法律成為一紙空文。這種對法治的踐踏不僅損害了社會的公平正義，還破壞了社會的法治秩序。

三是政治層面的危害。諸如，?政府效能下降。腐敗行為導致政府決策效率低下，政策執行不力。這種政府效能的下降不僅影響了政府的執政能力，還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政治生態惡化?。政府腐敗會滋生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破壞政治生態。這種政治生態的惡化不僅影響了政府的執政能力和形象，還可能導致政治體制的僵化和腐敗的蔓延。?國家形象受損。政府腐敗和企業尋租行為會損害國家的國際形象。這種負面形象不僅影響了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還可能影響國家的外交關系和國際貿易。

所以，要構建正能量循環的政企關系，就必須嚴懲企業尋租與政府腐敗。一是?恢復市場秩序的需要。嚴懲企業尋租行為，可以恢復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和經濟的健康發展。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也是構建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基礎。二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需要。嚴懲政府腐敗行為，可以重塑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這是政府執政的基石，也是構建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重要保障。三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需要。嚴懲腐敗和尋租行為，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只有讓違法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才能彰顯社會的公平正義，激發社會的正能量。四是?樹立法治權威的需要。嚴懲腐敗和尋租行為，可以彰顯法治的權威和力量，形成有效的震懾和警示作用。這不僅可以促使更多人遵守法律法規和道德規范，還可以推動法治社會的建設。五是?引領社會風氣的需要。通過嚴懲腐敗和尋租行為，可以引領社會風氣向正、向善、向法轉變。這種社會風氣的轉變不僅可以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氛圍，還可以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六是?增強國際形象需要。嚴懲腐敗和尋租行為，可以提升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和地位。這種正面形象的塑造不僅可以增強國家的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還可以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聚焦政企關系，嚴懲尋租與腐敗的深遠意義更在于：其一，?促進政企良性互動。通過嚴懲腐敗和尋租行為，可以促使政府和企業之間建立基于規則和法治的良性互動關系。這種良性互動關系不僅可以推動政企合作向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發展，還可以促進政企之間的互信和共贏。其二，?激發創新活力?。一個公平、透明、法治的市場環境，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和企業家精神。嚴懲腐敗和尋租行為，可以為創新提供良好的土壤和環境，推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其四，?增強國家競爭力。嚴懲腐敗和尋租行為，可以提升國家的法治水平和經濟競爭力。這種競爭力的提升不僅可以增強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還可以為國家的長遠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總之，嚴懲企業尋租與政府腐敗是構建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基石與前提。只有堅決打擊這兩大頑疾，才能恢復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增強國家的競爭力。因此，我們必須以零容忍的態度對待腐敗和尋租行為，通過法律、制度、文化等多方面的努力，共同構建一個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的政企關系新生態。

有限廉潔政府是最小化尋租腐敗空間的必要選項

企業尋租與政府腐敗或難以根除，但總應最大限度壓縮或最小化其生發空間。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有限廉潔政府是最小化企業尋租與政府腐敗的必要選項。

有限廉潔政府，即政府權力受到嚴格限制，職能明確，且保持高度廉潔的政府形態。它要求政府既不越位干預市場，也不缺位失責，更不以權謀私。有限廉潔政府通過制度設計和執行，有效壓縮企業尋租的空間，減少政府腐敗的機會，從而營造公平、透明、高效的市場環境和社會氛圍。

有限政府的理論，可以追溯到英國啟蒙思想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作為啟蒙時代的重要政治哲學家，他的思想對有限政府理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在《政府論》中闡述了政府權力的來源、范圍和限制，強調了政府應基于人民的同意而建立，并應受到法律的約束。他提出了“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的概念，認為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人民的自然權利，如生命、自由和財產，而政府的權力應受到這些權利的限制。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法國啟蒙時代的另一位杰出思想家，他的政治哲學也包含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在《社會契約論》中，盧梭探討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系，認為政府是人民通過社會契約建立的，其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他強調了政府應受到人民的監督和制約，以確保其不濫用權力。

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作為英國啟蒙時代的政治活動家和作家，其著作《常識》對美國獨立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他主張建立有限政府，認為政府的權力應受到嚴格限制，并應服務于人民的利益。他反對君主專制，倡導民主共和制度，強調政府應受到人民的監督和制約。

從經濟學原理論述有限政府的當然首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斯密認為，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個應盡的義務——這三個義務雖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其建設與維持絕不是為著任何個人或任何少數人的利益），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超越上述三義務的政府干預，在斯密看來都是越界，因而堅決反對。其反對的理由之一即：經濟自然自由發展好，政府干預反而不好。其反對政府越界干預的理由之二即：政府干預往往淪為資本獨占市場的工具，資本脅迫政府干預獨占市場壞。如果說反對政府越界干預經濟的理由之一，即經濟自然自由發展好，政府干預反而不好，因其天真理想化而多被批判摒棄；而其反對政府越界干預經濟的理由之二，即政府干預往往淪為資本獨占市場的工具，資本脅迫政府干預獨占市場壞，亦即現代經濟學所謂“尋租”，是毋容置疑而應堅決反除的。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作為20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提出了“自發秩序”和“有限政府”的概念。哈耶克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發秩序，政府應盡可能少地干預市場運行，讓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他主張政府應專注于維護法律秩序、保護個人自由和財產權，而不是試圖通過計劃或指導來管理經濟。

綜上所述，有限政府的核心在于界定政府的權力邊界，確保政府不超越其法定職能范圍行事。這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政府應尊重市場規律，避免過度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二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上，政府應尊重社會自治，不干預社會組織的正常運作，鼓勵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管理。

有限政府的實現，需要建立健全的法律體系，明確政府的職責和權限，規范政府行為。同時，還需要加強監督制約機制，確保政府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通過限制政府權力，減少政府與市場、社會的直接交易，從而降低企業尋租和政府腐敗的風險。

這方面，最近國際國內輿論場熱抄熱議的美國大企業家馬斯克為即將就任的特朗普總統所準備的政府“效率改革”計劃，無不發人深省。2024年11月12日，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宣布，馬斯克與拉馬斯瓦米將在他就任總統后共同領導擬成立的“政府效率部”，將“為拆解政府官僚機構鋪平道路，削減多余的監管法規和浪費的開支，并重組聯邦機構”。這集中體現在其所公布的政府“效率改革”計劃中。我們不妨大致瀏覽一下：

我們的國家建立在一個基本理念之上：由我們選出的人（the people we elect）來管理政府。然而，美國當今的運作方式已經不再如此。大多數法令，并非國會通過的法律，而是由未經選舉的官僚頒布的“規則和法規”——每年頒布的法規數以萬計。大多數政府執法決策和自由裁量支出，并非由民選總統或其任命的政治官員做出，而是由政府機構內數以百萬計的未經選舉、未被任命的公務員決定，這些人自認為可以憑借公務員保護機制而免于被裁。

我們將聚焦通過基于現有立法的行政措施推動改革，而不是通過制定新法律的方式。我們改革的指導思想是美國憲法，而且特別關注最高法院在拜登總統任期內做出的兩項關鍵裁決。在西弗吉尼亞州訴環保署案（West Virginia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22）中，最高法院裁定，除非國會明確授權，政府機構不能制定涉及重大經濟或政策問題的法規。在Loper Bright訴Raimondo一案（2024）中，最高法院推翻了“雪佛龍原則”，裁定聯邦法院不再對聯邦機構解釋法律或其自身制定規則的權力加以寬容。綜合來看，這些案件表明，當前大量的聯邦法規超出了國會根據法律賦予的權限。DOGE將與政府機構的法律專家攜手合作，借助先進技術，依據這些判決對政府機構頒布的聯邦法規進行審查。DOGE將把這一法規清單提交給特朗普總統，他可以通過行政命令立即暫停這些法規的執行，并啟動審查和廢除程序。這將使個人和企業從未經國會通過的非法法規下解放出來，進而刺激美國經濟。

當總統廢除數以千計的此類法規，批評者可能會指責其濫用行政權力。事實上，這恰恰是對行政權力濫用——即未經國會授權便出臺數以千計的行政法規——的矯正。總統尊重國會的立法權，而不是尊重隱身于聯邦機構內的官僚。利用行政命令增加繁復的新規則，以替代立法，是一種違憲行為。不過，為了遵循最高法院最近的裁決，使用行政命令來撤銷那些錯誤地繞過國會的法規則是合法的、必要的。而且，在這些法規被完全廢除之后，未來的總統不能簡單地按下開關按鈕重新激活它們，而是必須要求國會重新通過。大幅削減聯邦法規為在聯邦官僚體系中進行大規模裁員提供了合理的邏輯。DOGE計劃與各機構中的受任命者合作，識別每個機構為履行其憲法允許和法定授權的職能所需的最低員工數。聯邦雇員的裁減人數至少應該與聯邦法規的廢除數量成比例：法規越少，負責執行法規的雇員就越少，而且，一旦行政機構的權限得到恰當的限制，該機構制定的法規就會越少。被裁的員工理應得到尊重，DOGE的目標是提供相應支持，幫助他們過渡到私營部門。總統可以利用現有法律，為他們提供提前退休的激勵措施，并提供自愿離職補償，以幫助他們優雅地離開。

廉潔政府是有限政府的重要補充，它要求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在行使權力過程中，始終保持清正廉潔，不以權謀私，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賄賂和腐敗行為。廉潔政府的建立，不僅關乎政府形象，更關乎社會公平正義和長治久安。

廉潔政府的實現，需要從制度建設、教育培訓、監督制約等多方面入手。首先，要建立健全的反腐敗法律體系，明確腐敗行為的法律責任和懲處措施。其次，要加強對政府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提高其廉潔自律意識。再次，要加強監督制約機制，包括內部審計、外部監督、社會參與等，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監督體系。

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開放從某種程度來看其實就是政府在經濟體系中的“無限職能”到“有限職能”的演變。

這是因為，我國改革開放前的所謂“計劃經濟”，其實就是一種“無限政府經濟”，即政府在其中包攬無限事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為誰生產都取決于事先制定的計劃。誰事先制定計劃？當然是政府。因此，所謂計劃經濟，就是政府事先決定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的經濟。計劃一旦制定，就具有指令性特征，必須強制執行。因此，所謂計劃經濟，就是一切按政府指令信號活動或行動的經濟。這從1963年印發的一個《計劃經濟條例（草案）》即可見一斑：“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必須全面地反映國民經濟的主要活動。應當包括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積累等社會再生產的全部過程、農業、工業:建筑、運輸、商業、文教等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既要包括產值、產品產量等數量指標,又要包括品種、質量、成本、勞動生產率等質量指標”。

始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對象正是這種“無限政府”計劃經濟體制。且看當時會議公報的表述：“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著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

這種改革當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推進的歷史過程。這其間，有兩件標志性值得關注。其一，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三令五申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這主要體現在以下相關重要文件中：一是中發〔1984〕27號文《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決定》。該文件明確要求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不得經商、辦企業，以實現政企分開。這一決定對于規范政企關系、防止權力尋租和腐敗行為具有重要意義。二是中辦發〔1988〕8號文《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解決公司政企不分問題的通知》。該通知進一步強調了政企分開的原則，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和群眾團體必須嚴格執行黨中央、國務院關于嚴禁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通知還明確了政企不分、政企合一的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停止審批黨政機關離退休干部擔任公司職務等具體規定。 三是中辦發〔1993〕17號文《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轉發國家經貿委〈關于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的規定〉的通知》。其要求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脫鉤的工作，實現“四脫鉤”（即在職能、財務、人員、名稱四個方面與黨政機關實現脫鉤），并明確各部門直屬的各類企業一律與主管部門解除行政隸屬關系，不再作為主管部門直接管理這些企業。

其二，“放管服”改革。這指的是十八大后啟動的“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2013年，根據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國務院做出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明確提出，要減少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減少和下放生產經營活動審批事項，減少資質資格許可和認定，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經研究論證，國務院決定，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共計117項。其中，取消行政審批項目71項，下放管理層級行政審批項目20項，取消評比達標表彰項目10項，取消行政事業性收費項目3項；取消或下放管理層級的機關內部事項和涉密事項13項（按規定另行通知）。另有16項擬取消或下放的行政審批項目是依據有關法律設立的，國務院將依照法定程序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相關法律規定。

就國務院層面，“放管服”改革的具體成果?：一是?行政審批事項削減?。國務院部門行政審批事項削減超過了?44%??，這一舉措顯著減少了政府對企業和個人的直接干預，提高了行政效率。二是?工業生產許可證種類壓減?。工業生產許可證種類壓減了?1/3以上??，降低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門檻，促進了市場競爭。三是?行政事業性收費取消減征減免。取消、停征、減免中央和省級政府行政事業性收費超過?1000項??，有效減輕了企業和個人的負擔。四是?事項辦理時間壓縮。企業開辦、不動產登記等事項辦理時間壓縮?50%以上，極大提升了服務效率和群眾滿意度。

常態化政企溝通是形成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必要渠道

政企溝通，作為連接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橋梁，對于促進經濟發展、優化營商環境、增強市場活力具有重要意義。

政企溝通，顧名思義，即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交流、意見交換和合作協調。它是政策制定與執行、市場監督與管理、資源分配與優化等多個環節中的重要環節。政企溝通的重要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促進政策制定與執行的科學性。政府通過與企業溝通，可以及時了解市場動態、企業需求和發展趨勢，從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實際、科學可行的政策。同時，企業也能通過溝通渠道向政府反饋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幫助政府及時調整和完善政策。二是?優化營商環境。良好的政企溝通機制有助于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減少權力尋租和腐敗現象，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提升市場競爭力。同時，政府也能通過溝通了解企業的實際困難，提供有針對性的幫助和支持。三是?增強市場活力。政企溝通能夠促進信息流通，減少信息不對稱，降低企業決策風險。同時，政府也能通過溝通了解企業的創新需求和發展方向，為市場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

常態化政企溝通，即政府與企業之間建立長期、穩定、高效的溝通機制，是形成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必要渠道。其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增強互信。常態化政企溝通有助于增進雙方的了解和信任。政府通過定期與企業溝通，可以及時了解企業的需求和訴求，展現政府的服務意識和責任擔當；企業也能通過溝通渠道向政府表達意見和建議，感受到政府的關懷和支持。這種互信關系有助于形成正能量循環的政企關系。二是?解決問題。常態化政企溝通能夠及時發現和解決企業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政府通過與企業溝通，可以及時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發展趨勢，為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和資源保障；企業也能通過溝通渠道向政府反饋問題，尋求幫助和支持。這種問題解決機制有助于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市場的穩定性。三是?促進合作。常態化政企溝通有助于推動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與發展。政府可以通過與企業溝通，了解企業的創新需求和發展方向，為企業提供合作機會和資源對接；企業也能通過溝通渠道了解政府的政策導向和發展規劃，積極參與政府主導的重大項目和產業合作。這種合作模式有助于形成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良好局面。

美國作為成熟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之一，在政企溝通方面也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模式。美國政府注重發揮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組織的作用，通過它們搭建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平臺。這些社會組織定期舉辦各類活動，邀請政府官員和企業代表參加，共同探討行業發展趨勢、政策導向和企業需求等問題。

此外，美國政府還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市場競爭和信息公開等方式推動政企溝通。例如，美國政府鼓勵企業積極參與政府采購活動，通過競爭機制提高政府采購的透明度和效率；同時，美國政府還注重信息公開和透明度建設，通過官方網站、新聞發布會等渠道及時發布政策信息和市場動態，為企業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信息獲取渠道。

歐盟作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典范，在政企溝通方面也形成了較為完善的機制。歐盟委員會設立了專門的企業服務部門，負責與企業進行溝通和協調。該部門不僅定期舉辦各類活動，邀請企業代表參加，共同探討行業發展趨勢和政策導向等問題；還建立了在線服務平臺和熱線電話等渠道，為企業提供便捷的服務和支持。

此外，歐盟還注重發揮跨國公司的作用，通過它們搭建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平臺。這些跨國公司不僅在本國市場具有重要地位，還在全球市場具有廣泛影響力。歐盟委員會通過與跨國公司溝通合作，可以及時了解全球市場的動態和趨勢，為制定更加科學、有效的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政企溝通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特色之一。就中央政府層面而言，政企溝通的平臺與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政策對話與高層會晤。?政策對話即政府與企業通過政策對話形式，交流討論相關政策、法規及市場準入條件，了解企業需求并進行調整或改進?。?政府發布解讀性文件，幫助企業理解遵守法規?。在制發政策文件前進行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確保政策協同?。高層會晤即政府領導人與企業高層會晤，深入交流重要議題，建立互信，明確合作方向，推進戰略伙伴關系。

國家層面常態化政企溝通交流機制包括：?設立專門機構?。如國家發改委內部的民營經濟發展局，旨在暢通政企交流，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定期座談會?。中央部委“一把手”密集主持召開企業座談會，如平臺企業座談會、民營企業家座談會等，直接聽取企業意見?。

此外，還包括以下多渠道溝通方式：?投資推介會議。政府介紹投資環境、政策支持，促進企業投資?。?在線平臺與熱線。建立在線平臺、熱線等常態化溝通渠道，方便企業反饋問題并及時回應。

上述?這些平臺與機制共同構成了我國中央政府層面政企溝通的強大網絡，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溝通與協調提供了有力保障。

一些地方基層政府在這方面更是十分活躍，積極作為，創造了不少頗有借鑒推廣的有益經驗。比如，上海奉賢區的“早餐圓桌”會議?。該區通過創新“早餐圓桌”會議形式，加強了政企之間的溝通。這一會議通常在早餐時間舉行，邀請區內重點項目的企業負責人與政府部門共聚一堂。會議聚焦企業發展或項目推進中的難點、痛點和堵點，政府主動回應并及時解決企業訴求。通過這種無層級的溝通方式，服務企業的速度得到了顯著提升，類似“火車變動車”。截至目前，奉賢區已累計舉辦多場“早餐會”，服務了多家企業，并成功解決了眾多具體問題?。

廣州市增城區的“企呼我應、增心服務”?。其打造數字政府企業服務新場景。這一服務品牌以企業需求為導向，通過數字化手段實現政企之間的快速響應和高效溝通，為企業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務，有效提升了企業的滿意度和獲得感。

福建省德化縣的政企茶話會。福建省德化縣通過舉辦政企茶話會的形式，加強政企之間的溝通與交流。茶話會上，企業負責人可以直接向政府部門反映問題、表達訴求，政府部門則現場解答、回應，并協調相關部門推進落實。這種務實、高效的溝通方式，不僅解決了企業的實際問題，還增強了政企之間的信任與合作?。

深圳市的政企溝通創新。深圳市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政企溝通方面也進行了諸多創新實踐。深圳市通過建立“企業服務直通車”平臺，為企業提供一站式、全天候的服務。該平臺不僅涵蓋了政策咨詢、項目申報、融資對接等多個方面，還建立了快速響應機制，確保企業的問題能夠得到及時解決。此外，深圳市還注重發揮互聯網和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的作用，通過建立政企溝通云平臺、數據分析系統等工具，實現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共享和數據分析。這些工具不僅提高了溝通效率和質量，還為政府制定更加精準、有效的政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上述經驗表明，要實現常態化政企溝通，首先需要建立健全溝通機制。政府應設立專門的溝通機構或部門，負責與企業進行溝通和協調。這些機構或部門應具備專業的知識和能力，能夠及時了解企業的需求和訴求，為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的幫助和支持。同時，政府還應加強與社會組織、行業協會等第三方的合作，共同搭建起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溝通平臺。其次需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要實現常態化政企溝通，還需要加強人才隊伍建設。政府應加大對政企溝通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力度，提高溝通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同時，政府還應加強對企業溝通人員的培訓和指導，提高他們的溝通技巧和協商能力。通過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可以確保政企溝通工作的高效開展和順利推進。其三需要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為政企溝通提供了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方式。政府應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建立政企溝通云平臺和數據分析系統等工具，實現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共享和數據分析。這些工具不僅可以提高溝通效率和質量，還可以為政府制定更加精準、有效的政策提供有力支持。其四需要推動政策創新與實踐。要實現常態化政企溝通，還需要推動政策創新與實踐。政府應根據市場變化和企業需求，及時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措施，為企業提供更加靈活、便捷的服務和支持。同時，政府還應加強政策宣傳和解讀工作，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通過推動政策創新與實踐，可以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和市場活力，促進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總之，政企溝通是形成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必要渠道。通過建立健全溝通機制、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以及推動政策創新與實踐等措施，可以實現常態化政企溝通的目標。這不僅有助于增進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了解和信任，還能為企業解決實際問題、促進合作與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因此，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政企溝通工作的重要性，積極探索和實踐有效的溝通機制和方法，為推動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貢獻力量。

政企合作是形成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有益拓展

政企合作是指政府與企業在平等、互利、共贏的基礎上，通過政策引導、資源共享、項目合作等方式，共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政企合作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推動經濟發展。政企合作能夠充分發揮政府在政策引導、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優勢，以及企業在技術創新、市場開拓等方面的優勢，共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優化資源配置?。通過政企合作，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避免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三是?促進創新發展。政企合作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四是?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政企合作有助于政府更好地了解企業和社會需求，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提升社會治理水平。

在國際上，政企合作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模式。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政企合作案例。一是美國硅谷政府與科技企業合作。硅谷作為全球科技創新的中心，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是其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政府通過制定優惠政策、提供資金支持、建立創新孵化器等措施，與科技企業展開深度合作。這種合作模式極大地激發了硅谷的科技創新能力，推動了眾多科技企業的快速發展，使硅谷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的典范。

二是新加坡政府與企業合作推動高效農業。新加坡土地資源有限，政府通過與企業合作，推動高效農業技術的發展。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和資金補貼，鼓勵企業采用垂直種植等先進技術，提高土地利用率和農業生產效率。這種合作模式不僅解決了新加坡的食物自給問題，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借鑒。

三是歐盟政府與企業合作推動綠色發展。歐盟政府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通過與企業合作，推動綠色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環保法規和標準，鼓勵企業采用清潔能源和環保技術，減少污染物排放。同時，政府還通過提供資金支持、稅收優惠等措施，降低企業環保成本，激發企業環保積極性。這種合作模式有效推動了歐盟的綠色發展和環保事業。

在國內，政企合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其典型成功案例如下。一是阿里巴巴與杭州市政府合作。阿里巴巴與杭州市政府在城市大腦建設、電子商務創新、數字金融服務等領域展開深度合作。阿里巴巴利用其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助力杭州打造智慧城市，提高城市治理的精細化水平。同時，雙方還在電子商務創新、數字金融服務等領域開展合作，共同推動杭州數字經濟產業的升級和發展。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提升了杭州的城市競爭力，也為阿里巴巴的業務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是騰訊助力數字政府建設。騰訊憑借其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技術實力和創新能力，積極參與數字政府建設。騰訊與各級政府部門合作，打造了一系列數字政府解決方案，如政務小程序、智慧安防、智慧環保等。這些解決方案有效提升了政府的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務水平，得到了政府和社會的高度認可。同時，也為騰訊拓展了新的業務領域，推動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和創新發展。

三是華為與深圳市政府合作。華為與深圳市政府在科技創新、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展開緊密合作。雙方共同打造了多個科技創新平臺，吸引了大量相關企業和人才集聚深圳，促進了ICT產業的協同創新和發展。同時，華為還積極參與深圳的智慧城市建設，為城市的數字化轉型提供技術支持和解決方案。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推動了深圳的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也為華為的業務拓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四是比亞迪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政府事務實踐。比亞迪作為中國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領軍企業，積極響應國家政策，與政府部門溝通協調，爭取政策支持。比亞迪與政府合作承擔了多項國家級和省級新能源汽車研發項目，獲得了大量的科研經費支持，推動了企業在電池技術、自動駕駛等關鍵領域的技術突破。同時，比亞迪還積極參與政府組織的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示范工程，與各地政府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建設充電樁等基礎設施，推動新能源汽車在公共交通、出租車、網約車等領域的廣泛應用。這種合作模式不僅促進了比亞迪的發展壯大，也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政企合作模式的多樣性為不同地區和行業提供了靈活的選擇。以下是一些常見的政企合作模式：一是?項目合作模式。政府與企業共同出資、建設和管理項目，實現資源共享和風險共擔。這種模式適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等領域。二是?政策引導模式?。政府通過制定優惠政策、提供資金支持等措施，引導企業投資和發展特定產業。這種模式適用于新興產業培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等領域。三是?技術合作模式?。政府與企業共同投入研發資源，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這種模式適用于高科技產業、先進制造業等領域。四是?市場合作模式。政府與企業共同開拓國內外市場，推廣優質產品和服務。這種模式適用于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和領域。

尤其是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在世界各國的應用可謂方興未艾。PPP模式的核心是“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全程合作”，旨在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公共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供給效率。

政企合作與PPP模式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推動經濟發展。政企合作與PPP模式能夠充分發揮政府在政策引導、資源配置等方面的優勢，以及企業在技術創新、市場開拓等方面的優勢，共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優化資源配置。通過政企合作與PPP模式，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避免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三是?促進創新發展。政企合作與PPP模式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推動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四是?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政企合作與PPP模式有助于政府更好地了解企業和社會需求，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提升社會治理水平。

在國際上，PPP模式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模式。不妨列舉這幾典型案例：一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的PPP項目。該項目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在校園內建設了一座新的學生宿舍。學校與私營部門合作，私營部門負責建設和管理宿舍，而學校則提供土地和長期租賃。這種合作模式不僅提高了學校的住宿條件，還為學校帶來了額外的收入。

二是英國倫敦地鐵的PPP案例。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共同投資和管理地鐵系統。通過這種合作模式，地鐵系統得到了更新和改善，同時政府也減輕了財政壓力。

三是澳大利亞悉尼港口的PPP案例。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共同投資和管理港口。通過這種合作模式，港口得到了現代化的改造，大大提高了貨物裝卸效率1。

在國內，PPP模式也取得了顯著成效。以下是一些典型的PPP案例：一是中國上海浦東國際機場的PPP案例。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共同投資和管理機場。通過這種合作模式，機場得到了現代化的改造，大大提高了服務質量和效率。

二是中國鐵建PPP項目典型案例。如寧夏自治區石嘴山至固原城際鐵路（吳忠至中衛段）、烏魯木齊市軌道交通2號線一期工程等。這些項目通過PPP模式，有效解決了政府資金不足的問題，推動了基礎設施建設的快速發展。

PPP模式的優勢在于：一是?資金支持。PPP模式能夠吸引私營部門的資金，減少政府的財政壓力。二是?效率提高?。私營部門通常比公共部門更有效率，能夠加速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并通過創新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三是?風險轉移。政府可以將項目的部分風險轉移給私營部門，減少政府的管理負擔。

其挑戰在于：一是?政策執行不力?：部分地方政府在執行PPP相關政策時存在偏差或不到位現象，影響了PPP項目的順利進行。二是?信息不對稱。政府與私營部門在信息獲取和傳遞方面存在不對稱現象，可能影響PPP項目的效率和效果。三是?利益分配不均。在PPP項目合作過程中，可能存在利益分配不均問題，影響合作關系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四是?法律法規不健全。部分領域存在法律法規不健全或滯后現象，給PPP項目帶來了一定的法律風險和不確定性。

總之，政企合作與PPP模式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有益拓展。通過政企合作與PPP模式，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促進創新發展，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未來，應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政企合作與PPP模式，加強政策引導和監督評估機制建設，推動政企合作與PPP模式向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發展。同時，還需要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和完善配套制度，為政企合作與PPP模式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政企合作與PPP模式的持續健康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全面進步。

總體而言，盡管政企合作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仍面臨一些挑戰：一是?政策執行不力?。部分地方政府在執行政策時存在偏差或不到位現象，影響了政企合作的順利進行。對策是加強政策監督和評估機制建設，確保政策得到有效執行。二是?信息不對稱。企業與政府在信息獲取和傳遞方面存在不對稱現象，影響了政企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對策是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和信息平臺，加強政企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三是?利益分配不均。在政企合作過程中，可能存在利益分配不均問題，影響合作關系的穩定性和持久性。對策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確保各方利益得到合理保障。四是?法律法規不健全?。部分領域存在法律法規不健全或滯后現象，給政企合作帶來了一定的法律風險和不確定性。對策是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和完善配套制度，為政企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政企合作是形成正能量循環政企關系的有益拓展。通過政企合作，可以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在國際上，政企合作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模式；在國內，政企合作也取得了顯著成效。未來，應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政企合作模式，加強政策引導和監督評估機制建設，推動政企合作向更深層次、更廣領域發展。同時，還需要加強法律法規建設和完善配套制度，為政企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政企合作的持續健康發展，推動經濟社會全面進步。

綜上所述，正能量循環的政企關系構成了企業家正能量得以激發的肥沃土壤。在這一生態中，嚴懲尋租腐敗猶如春日驚雷，清除阻礙，為正能量流通掃清障礙，是構建這一關系的基本前提。而有限廉潔政府的打造，則如同筑堤固壩，從制度層面最小化權力尋租的空間，為政企互動奠定公正基石。常態化政企溝通機制的建立，如同橋梁紐帶，促進了信息的透明與對稱，讓雙方的合作更加順暢高效。最后，政企合作的深入實踐，作為正能量循環的有益拓展，不僅增強了雙方的互信與支持，更為社會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注入了不竭動力。如此，政企攜手，共繪正能量循環的新篇章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