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罪錯行為的現象引發社會關注與討論，其中有些觀點直指未成年人家庭教育問題，家庭教育與未成年人實施嚴重罪錯行為之間具有密切關聯。家庭教育兼具私人事務屬性與公共事務屬性，前者要求國家履行尊重和保護義務，輕易不去干預家庭教育，后者則賦予了國家介入和干預家庭教育的正當性。

對于實施嚴重罪錯行為的未成年人父母及其家庭教育問題，應在遵循一定原則的基礎上，明確國家介入程度及預期目標，構建合理的干預機制和懲戒制度，為夯實父母家庭教育義務、從教育源頭遏制未成年人作惡犯罪提供切實有效的法治保障。

合理界定國家介入家庭教育的邊界

要合理界定國家介入家庭教育的邊界，必須注意兩點。

首先，要兼顧兒童利益最大原則和危害最小替代原則。預防和處理未成年人罪錯問題的實質是未成年人保護。國家有義務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所有環節時遵循兒童利益最大原則，包括國家介入和干預家庭教育的方式、程度及對其父母的處遇方式。

兒童利益最大原則規定兒童保護的上限，追求達到最優、最理想的境況，但目前還存在內涵與標準模糊、忽視兒童最大利益的判斷主體以及法律制度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與不足等問題，也潛藏著國家過度介入和干預家庭教育事務的風險，在現實中往往存在“求而不得”或不易達成的問題。

審慎界定國家干預家庭教育程度與范圍，應遵循危害最小替代性原則，即并不過度追求兒童保護的理想狀況，而是規定兒童保護的底限，以適應某些情況下對兒童來說雖然現有的選擇不太理想、但是國家有義務從中確定損害最小的最優替代方案，并為國家介入家庭教育及其父母責任處遇方式提供指導。

其次，要關注兒童個體和家庭關系同時保護原則。保護兒童利益，要求法律決策者站在兒童立場，將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將兒童與父母建立強烈持久關系的需要放在首位，注重保護家庭關系及兒童與家人聯結的需求。這與未成年人實施犯罪或其他問題行為的風險密切相關。良好的家庭關系有利于建立積極、牢固的親子與親情鏈接，可以為塑造未成年人人格和社會化啟蒙提供條件和基礎，同時也可以幫助未成年人學習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規范和準則，自覺遠離犯罪和其他不良行為。相反，不良的家庭關系、畸形的家庭結構會阻礙家庭功能的正常發揮，抑制孩子對父母的正向情感鏈接和人格發展，破壞未成年人與社會之間的正常聯結，導致個體行為偏離社會規范要求甚至犯罪，更不利于犯罪后未成年人的親子關系重建、家庭支持獲取以及行為矯正和復歸。因此，國家在介入和干預家庭教育事務以及處分父母權利時，不單要保護家庭內所涉未成年人的利益，更要通過保護、修復、促進和增強家庭關系尤其是親子關系，保護家庭整體，這樣才能最大程度保護兒童個體。

從保護家庭關系的需要出發，合理評價父母責任

社會懲罰措施的正當性反映了社會道德原則和社會結構的正當性。國家在評價父母責任之前，應確保其為家庭及家庭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支持和社會保障。

未成年人實施罪錯行為的原因復雜，家庭經濟狀況、父母健康及就業情況、家庭教育失范及諸多外部社會性因素都會增加未成年人的行為問題與犯罪風險。我國民法典規定，父母對未成年子女主要承擔“撫養、教育和保護”等監護職責。該職責對于預防未成年人免于實施嚴重罪錯行為當然重要，但如果父母并未教唆、指使或放任、或實質性增加其未成年子女實施嚴重罪錯行為的風險，就無法將未成年子女實施的嚴重罪錯行為及其后果直接歸因于父母。

父母所負有的主要是為其未成年子女提供最低限度道德教育的義務，以及預防其未成年子女給第三方或社會帶來傷害的一般性義務和間接性風險責任。盡管基于價值衡量與政策考慮，現有法律部分規定了評價并追究父母責任的舉措，但在評價和追究父母責任之前，我們首先要考察政府是否為這種道德教育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最低條件。

顯然，支持與指導父母及家庭教育，明顯優于因孩子的罪錯行為而懲罰父母；即使要懲罰的話，懲罰措施也不應過于嚴厲，更不應輕易動用刑事手段懲罰父母。而且，制裁與懲罰應致力于敦促父母履行其監護職責、修復親子關系，提升父母提供適當道德教育的能力和意愿。

國家可以通過政策供給、資源調配、咨詢指導等更積極、普遍化、非強制和非評判的方式，提前介入家庭教育，對接家庭教育的一般性訴求，暢通父母咨詢通道，從而保護和支持建立良好的家庭養育關系。

一旦國家通過事前介入或其他途徑發現家庭或家庭教育存在某些危機或風險，或未成年人出現不良行為或實施嚴重罪錯行為時，其干預就具有基于法律規定的強制性和義務性。雖然在這種情形下，國家力量應占據主導地位，但基于家庭關系保護的需要，不應完全排除父母的家庭教育權，除非其權利行使已經威脅或侵害未成年子女的安全和健康。相關介入機構應當立足當地實際情況，結合家庭環境、家庭教育條件、兒童心理、父母自身情況等，合理評估介入和干預的利弊及干預措施的恰當性，進而合理評價父母責任并確立適當的責任承擔形式。

增強法律實效，合理規定父母責任承擔形式

針對實施嚴重罪錯行為并侵害社會或第三人合法權益的未成年人的父母，除了要求其承擔損害所對應的民事責任以外，國家可以在現有法律規定的基礎上，以為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支持、提升父母家庭教育能力、敦促父母履行其監護職責、幫助修復親子關系為目的，構建懲罰輕重適配、內容切實有效的父母責任評價體系，合理規定父母責任承擔形式，適度增強既有法律措施的強制效力和懲罰實效：

首先，要以合理分配家庭教育指導資源、實現基層行政區劃適度覆蓋的方式，在一定區域內設立家庭教育父母指導/培訓課堂，或開發線上父母家庭教育課堂，強制實施嚴重罪錯行為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參加培訓，結合父母自身情況，確定其參加家庭教育課程或培訓的形式和時長，并建立相應評估和考核制度，但不應對父母維持家庭生活及其對家庭的照料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其次，結合居委、村委的實際情況，拓寬社區服務適用對象范圍，發展非矯正型社區服務，強制實施嚴重罪錯行為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在當地公安機關或法院的指導監督下參加某種形式和時長的社區服務。

最后，鑒于目前法律規定的勸誡、家庭教育指導令等措施的教育和強制效果欠佳，對于那些拒不參加家庭教育培訓、社區服務或以逃避上述義務為目的而搬離戶籍所在地、居住地的父母，在嚴格限制適用條件下、授權適格的部門處以行政性質的罰款，或與中國目前日益完善的社會征信系統相結合，在《全國失信懲戒措施基礎清單》規定的范圍內，合法合規地設置相應的失信懲戒措施，合理減損信用主體權益或增加其義務；同時，嚴格依法規定移出條件、程序以及救濟措施。

來源：文匯報 作者：葉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