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李佩珊/文 英國小說家薩曼莎·哈維（Samantha　Harvey）憑借小說《軌道》榮獲2024年布克獎，這是與諾貝爾文學獎齊名的，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文學大獎之一。《軌道》的篇幅相當短，主題既遙遠又狹窄，背景設定在遠離地球數百公里、僅有六名宇航員駐守的國際空間站。宇航員們在空間站俯瞰地球，既感受到其巨大的魅力，也意識到其可怕的破壞力，他們談論人類生命的脆弱、恐懼與夢想，也思考地球與生命，以及何為人類的美好種種。

布克獎評審團主席埃德蒙·德·瓦爾認為，哈維用文字讓閱讀者們得以“共享世界的美麗與脆弱”。這是一種源自我們都曾親歷過卻已逝去的、過分美好的黃金年代難以抗拒的召喚，也是一種寄生于時代、如此易感而普遍存在的“思鄉病”（nostalgia）。這種源于“美麗世界的脆弱”的情感，總能跨越邊界，廣泛地擊中我們的心靈，正如中文互聯網世界中的我們，對于那首經典老歌《明天會更好》的每隔幾年就要集體緬懷一次的“情意結”。

該小說不僅在口碑上贏得了包括布克獎評委在內的專業人士的一致稱贊，其銷售量更是驚人，遠遠超過了前三屆布克獎獲獎圖書的銷量總和。它究竟擁有何種魔力，能夠觸及讀者最廣泛的共鳴，仿佛找到了觸動人心的“最大公約數”？

“夢想膠囊”的召喚

《軌道》這本144頁的小書，將時間線緊密地收束在地球上一天之內。在這一天的24小時中，《軌道》的主人公們——六位擺脫重力、飄蕩在國際空間站中的宇航員——實際經歷了“16天”。這是因為搭載著他們的國際空間站正以每小時2.8萬千米的速度繞地球運轉，每24小時環繞地球16圈。這意味著他們透過舷窗，看見的是一輪“像機械玩具忙碌著上下運動”的太陽，每90分鐘就會經歷“一天”。

這六名宇航員包括兩名女性和四名男性，他們分別來自不同的國家：來自英國的尼爾（Nel），來自日本的千惠（Chie），來自意大利的彼得羅（Pietro），以及來自俄羅斯的羅曼（Ro-man）和安東（Anton），還有來自美國的肖恩（Shaun）。在到達空間站之前，他們各自的國家已為其嚴格規劃了航天任務。平均來看，他們每個人都將在國際空間站中度過九個月的“沙丁魚”式的集體生活。在這狹小的國際空間站里，他們幾乎在吸氣時就會吸入別人剛剛呼出的空氣，更不用說分割個人空間，只能像沙丁魚一樣擠在一起睡覺。

事實上，他們組成了一個小而親密、相當“理想乃至夢幻”的共同體。“夢幻”是指，地球上那些用于分隔人類的規則在這里通通失效了。

“在太空艙中繞地球旋轉時，他們如此親密，又如此孤獨，以至于連他們的思想、他們內心的神話，有時都會交織在一起。”《軌道》開篇的第一句話，正是這個“共同體”的綱領和宣言。讓現代國家得以存在的國籍、疆界劃分在此被自動摒棄。雖然在理論上，屬于俄羅斯的廁所與美國的廁所本該涇渭分明，但對于喝著從所有廁所統一收集后過濾而成的飲用水的宇航員們而言，這樣的強調只能引來嗤笑。俄羅斯的宇航員也樂于與所有人分享他們更美味的口糧。哈維寫道，在地球的夜晚時分，當他們從舷窗俯視地球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漫長邊界被燈光徹底照明，然而，隨著白晝的到來，“這些文明必須展示的所有分歧”在被太陽完全照亮的地球表面上消失無蹤。地球離他們如此遙遠，甚至連人類文明本身存在的痕跡都難以尋覓。

在這個遠離地球的封閉堡壘中，宇航員們協同工作、相互依存。他們彼此之間產生了一種“融合”的感覺，共同作為空間站的器官各司其職。情緒能感染所有人的安東是空間站的心臟，冷靜的彼得羅是頭腦，擅長機械的羅曼是手，說服所有人相信靈魂存在的肖恩是飛船的靈魂，正義感強烈的千惠是良知，而肺活量最大的內爾則是空間站的肺。

在族群分裂極化、西方“想象的共同體”紛紛崩塌的時代，哈維筆下的國際空間站難能可貴地召喚出某種“真實的共同體”，以及寄托于此、過分美好卻逐漸消散的人類“集體價值”。哈維寫道，某天當宇航員們坐在一起吃早餐時，他們在彼此“微笑、專注或吃東西”的方式中，感受到“他們曾經愛過的所有人和所有東西”的降臨——人性不再是一種“令人困惑的差異和距離”，而變得可以接近與把握。

“這部小說展示了我們共同擁有的世界的美麗和脆弱。”布克獎評審團主席埃德蒙·德·瓦爾如此評價哈維的這部小說。如果回顧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國際空間站本身便是一種超越人類政治想象、宛如太空烏托邦般的“共同體”，承載了人性的一切美好，但注定如詩句所言：“大都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在二十世紀，隨著“冷戰”和“太空競賽”的漫長歲月逐漸落幕，國際空間站（ISS）作為一項前所未有的外交和國際合作成果應運而生。它已經迎來了來自19個不同國家的宇航員，不僅象征著太空時代的全球主義精神，而且成為了上世紀末開啟的甜蜜國際合作時代和“全球化”時代經濟繁榮的最佳標志。《連線》雜志（Wired）稱，這個有史以來最高造價的人造產物，是“人類最偉大的成就”。

然而，隨著時局變遷，在“逆全球化”和地緣政治沖突不斷的這幾年里，國際空間站不僅成為了過去時代的不合時宜的遺存物，而且在并不遙遠的2030年還可能會被徹底棄用。

“這個四面楚歌、凹痕累累的夢想膠囊，承載著一個失落的、曾被應許為我們黃金未來的時代。”哈維在去年發表于著名文學網站LiteraryHub的散文《太空田園：在國際空間站的緩慢消亡中尋找新的文學流派》（SpacePastoral:FindingaNewLiteraryGenreintheSlowDeathoftheInternationalSpaceStation）中坦露了她對國際空間站的迷戀——是它在召喚她，而非她去書寫它。在近期的布克獎采訪中，她更直言，自己寫作《軌道》正是為了以這艘令人難以置信的航天器為象征，“紀念過去幾十年國家之間和平合作的時代”。

對于《軌道》的讀者而言，這部作品實際召喚出的，是他們大多數人曾經親歷的那個“黃金時代”，那個人類集體價值格外彰顯、過分美好卻脆弱如斯的舊日世界。當時，世界經濟指標幾乎全面上升，幾乎每個人都享受到了時代進步的紅利，篤信自己的生活“明天會更好”，從而有余力去真切地關注“遠處的饑荒、無情的戰火”，并相信自己有責任和能力改變世界。那時“原子化”仍是個陌生的名詞。

緊隨著這樣的召喚被喚起的，是一種“最大公約數”式的觸動人心的情感，一種名為時代“思鄉病”（nostalgia）的大眾情緒。在英國“脫歐”等冰冷現實的面前，這種情感被愈加激發。《軌道》的魔力或許正在于此。據BBC報道，哈維的《軌道》是這一屆布克獎入圍作品中銷量最高的書，甚至遠遠超過前三屆獲獎圖書的銷量總和。

紙上重塑“真實的共同體”

《軌道》其實是一本非典型的小說。

小說作為一種文體存在的特征，在于其“故事情節”會隨著“時間線”發生扣人心弦的波動。雖然《軌道》一開頭就明晃晃地給出了故事收束的“死線”（24小時內度過的“16天”），但它并沒有給出我們本該有的故事節奏。在這24小時中，宇航員們對一場逐漸在大洋表面生成、最終席卷東南亞的“超級颶風”的視覺觀測，勉強充當了“故事主線”。就此，《軌道》以最低限度達到了小說文體成立的條件。

那么，哈維是如何使用這樣非典型的小說技藝，在紙上重新構建一個由六名宇航員組成的國際空間站——這個“真實的共同體”，并讓這種“真實感”深深觸動讀者的心弦的呢？

答案來自兩方面。

一方面，哈維通過細節描寫，“比真實更近真實”地逼近了宇航員在空間站的所見所感。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她細致地查找、搜集了大量與航天航空以及宇航員太空生活有關的資料信息。當然，這并不困難。據哈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她的資料來源大多是美國航天局（NASA）網站和YouTube等公開視頻網站。她開玩笑似地說，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輕松獲得關于載人航天的“海量”信息。確實，當我們隨手鍵入“宇航員”這一關鍵詞，就可以通過視頻直播，身臨其境地“看見”宇航員們如何露出燦爛的微笑，輕盈飄蕩、穿行在太空艙的每一處角落。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時代中眼見耳聽的“真實”已被廉價化，只有達到“比真實更近真實”的程度，才顯得稀缺。

哈維在《軌道》中為我們展示了如何抵達這種“比真實更近真實”的可能性——通過還原那些在大眾傳播中被棄置的細節。她關注那些在宇航員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卻常被忽略的問題，并讓讀者感同身受。六個宇航員各自背負著重要的科研任務，如監測微生物、植物在失重狀態下的生長，或埋首研究心臟細胞、蛋白質晶體。這些看似“重要”的真實，哈維卻輕輕帶過。

她著重書寫的，是宇航員們生活中那些不被關注、甚至近乎“屎尿屁”的細節：更換煙霧探測器、清潔浴室和廚房、修理那個總是壞掉的馬桶。這些瑣碎日常在地球上也會發生，卻總是被大眾傳播鏈條當成多余的塵埃抖落。但在宇航員的實際生活中，這些日常瑣事的重要性與我們日常生活中這些瑣事的重要性是相同的。她關注他們細微的身體感受：在太空中，他們的視力減弱、骨骼退化、味覺逐漸失靈；失去重力的情況下，鼻竇無法正常排泄，常常疼痛；連最基本的睡眠也會逃逸。由此，有評論家將她稱為“太空中的梅爾維爾”。梅爾維爾在《白鯨》中同樣對故事情節不屑一顧，將半數篇幅獻給鯨魚的生理構造和水手們如何屠宰鯨類獲取鯨油等細枝末節的描寫。

但哈維并非如梅爾維爾一般沉溺于細節本身。她真正想抵達的是一種感受層面的“通感”。我們在視頻或照片里看到宇航員把自己綁在管線密布的墻壁上睡覺是一回事（即便百萬像素的高清照片能讓我們看清綁帶上的線頭），哈維的文字卻讓我們“看見”的是另一碼事。“即使你在睡覺，你也能感覺到地球在轉動，就像感受到一個人躺在你身邊一樣。”她如此寫道。宇航員們在睡眠中感受到的，是“所有那些閃爍的星星和海洋的情緒”，是“穿過你皮膚的光線的搖曳”。地球與他們如此緊密地相連，即使地球在其軌道上暫停一秒，也會讓他們猛然驚醒，意識到有些事不對勁。這些微妙的感受借助文字穿透你的大腦皮層，比“真實更近真實”。

另一方面，哈維讓小說主人公的“內部思考”——那些以文字形式自由流淌或突然中斷的思緒——恰如我們在真實世界中與自己相處的方式那般自然呈現。小說中有幾個章節，完全由六個宇航員之一的心理活動構成。從中我們得知，千惠的母親，一位經歷過核爆炸的幸存者，最近不幸去世；安東正遭受著一段痛苦的婚姻；而彼得羅則有一個非常可愛的女兒。然而情節在他們的自我敘述式的心理活動中同樣不見蹤影：他們只是思考，就像我們每個人在地球上的日常中那樣，感到無能為力，試圖逃離瑣碎之事，卻只能在無邊的思緒中徘徊，思考那些往往對日常生活無益的問題。

宇航員們無法自制地沉迷于內部思考，或許可以說是太空縱容了他們，讓他們擺脫日常生活的牽引力，感受虛無本身。他們的思考似乎也擺脫了如重力般時時存在的邏輯限制，不再受限于嚴謹的假設、證明等程序。因此，當這些心理活動被文字捕捉并表達出來時，它們觸及了文字以往未曾觸及的個體聲音的更深層次。

彼得羅是六位宇航員中頭腦最冷靜、最講邏輯的。在他來太空之前，女兒問過他一個讓他啞然的問題：“地球（以及地球上的人類）帶來的進步是美好的嗎？”當他身處太空，“離地球足夠遠”時，他終于理解了“地球”——當地球縮小為近乎消失的一個小小藍點時，他頓悟：我們無需理解地球的神秘具體為何構成，只需理解“地球是神秘的”。這個命題無須由邏輯和論據來證實。正如當他置身太空時，進步不再是一種“事物”，而是一種“感受”。無論他經歷的是宏大如“大陸在無限的顏色下經過”，還是微小如“梳理頭發、舉著牙刷追趕牙膏”的瞬間，都能感受到某種“事物的深邃之美”和某種“不可思議的優雅感覺”。他想分享給女兒的，正是這種對“美好事物的溫柔、開放的見證”，也即是他對“地球人類進步之美”的回答。

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哈維所提供的這種“真實的個人聲音”之所以能以小說形式達成更高層次的真實感，也許與ChatGPT最新o1版本的輸出結果能讓普通人明顯感受到突飛猛進的提升有相似之處——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是先進的“仿生學工程”，都在模擬人類真實的“內部思考”。這種思考并非邏輯嚴密的有力論證，而恰恰相反，它充滿了猶豫、徘徊、假設和不相關的聯想。如果要以文學手法來界定，這可能被劃歸為“意識流”風格。這也是哈維被英國書商譽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伍爾夫”的原因。然而，如果我們閱讀過伍爾夫的作品，就會發現這樣的評價并不恰當。伍爾夫主要打破的是“時間”的概念，采用“非線性”的方式來敘事；而哈維則專注于打破“思考”的界限，在她的后期作品中，敘事幾乎被完全拋棄。

布克獎的政治學

一切文學獎，歸根到底都是政治的。

當專業評委們在眾多候選文學作品中進行篩選，經過一系列復雜的投票和辯論過程，最終達成共識并選出一個共同認可的大獎得主時，這一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具有“政治性”的“集體選擇”。事實上，評審們和讀者們一直都有某種心照不宣的默契：評審們往往對最終的得獎作品寄予了引導社會文化價值的考量，而讀者們也期待如此精挑細選出來的大獎能夠承擔起公共性的衡量。這也導致文學獎的結果本身，往往成為了一種“政治性表達”。

布克獎也并不例外。回望過去幾年的布克獎最終選擇，“政治性”幾乎都昭然若揭。2022年得獎的《馬里·阿爾梅達的七個月亮》是一部典型的政治諷刺小說。2023年得獎的《先知之歌》則聚焦于一場虛構的愛爾蘭內戰，是一部“反戰文學”作品。雖然《軌道》的主題是在遠離地球萬里的空間站軌道上六個宇航員瑣碎、充滿“意識流”遐想的日常生活，但如前所述，在《軌道》太空田園牧歌般的抒情背后，哈維實際上試圖重新召喚出那種對全人類而言都更為普世的“政治價值”。

所以，布克獎的評委們選擇《軌道》作為今年的布克獎獲獎作品，不僅是對其文學成就的肯定，同樣也是延續了他們過去幾年的評選邏輯，重復著一種站在歐洲中心呼喚愛的“政治呼喊”——這次是以人類“集體價值”為名。布克獎的首席執行官蓋比·伍德（GabyWood）興奮地評論道，雖然這一年的地緣政治危機如此深重，但《軌道》的獲獎代表著布克獎做出了有史以來“最溫暖”的選擇。值得一提的是，《軌道》還進入了今年奧威爾政治小說獎的入圍名單，這顯然代表了專業文學人士對《軌道》所寄托的政治洞見的肯定。

正是由于布克獎逐漸顯露出的這種基于“政治學”邏輯的可預測性，使該獎項本身愈發成為某種自欺欺人的知識分子圈層抱團取暖的游戲。不得不說，這幾年來的布克獎獲獎作品確實在小說技巧上有精妙或推陳出新的亮點，讓人擊節贊賞，但也只是讓這些作品在“知識分子爽文”的序列中出現得不至于讓人覺得毫無新意。

這種召喚或呼喊本身，也更像是一種意在改變世界、卻陷入自我沉溺的一年一度的儀式。像布克獎這樣的典型文學獎，其評委、作者、讀者幾乎都可以囊括進一張共同的自畫像：一張在“脫歐”“特朗普當選”之后憂心忡忡但又無能為力的臉，他們無法理解，也無法俯身貼近那些真正投出選票的民眾的精神世界，只能不斷地作出可怕的預言或緬懷逝去的黃金年代（即所謂“呼喊”），來期望精英價值觀的自然回歸。

“我對工廠化農業感到憤怒……我對歷史錯誤的輕率重演感到憤怒……我很生氣，因為我的議員，即在議會中代表我的人，是雅各布·里斯-莫格（著名脫歐人士）。我很生氣，在我們讓唐納德·特朗普成為世界領袖的那一周，我們失去了萊昂納德·科恩（著名反戰歌手），在一些連魔鬼都畏縮的交易中……我很生氣，因為我的村莊里沒有人遵守限速規則。我對英國脫歐這個偉大的全國騙局感到憤怒。我們的價值觀被剝奪了。這是對我們民族性的侮辱。”當你讀到哈維在她的非虛構作品《無形的不安：不眠的一年》（TheShapelessUnease:AYearofNotSleeping）中這段自陳文字，一切幾乎都不言自明。

我不禁又想起“紅藥丸”和“藍藥丸”這對來自電影《黑客帝國》的著名隱喻。近年來的布克獎，更像是每年定期從流水線上生產出的一顆包裹著“紅藥丸”外皮的“藍藥丸”，看似爆裂，實則溫吞，只會讓人陷入哈欠連天的疲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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