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史是全球學術界的研究重點，一般分為古代、中世紀和近現代三個階段。5世紀前后（古代晚期和中世紀早期）的歐洲歷史出現了蠻族入侵、羅馬衰落以及基督教興起等重要現象，具有衰落和轉型的雙重圖景。中國學界一直未能很好地解釋該階段。近來北大歷史學系李隆國副教授在《從羅馬帝國到神圣的羅馬帝國：3—9世紀的歐洲政治與政治觀念》（下稱《帝國》）一書中雄辯地指出，3到9世紀的西歐政治發生了從“古代羅馬帝國”到“神圣羅馬帝國”的轉型。該理論頗具原創性和解釋力，值得學界注意。

《帝國》除首尾的“導言”和“結語”外，分為11章。第一章總結了古代晚期（中世紀早期）歐洲研究的學術史流變，在批判羅馬帝國衰亡論的基礎上強調帝國轉型研究。第二章梳理了5世紀之前的關于羅馬帝國衰亡的觀念。第三章探究了東羅馬帝國對西羅馬帝國衰亡的認知變化。第四、五章探究了法蘭克蠻族王國的興起與墨洛溫王朝的長發王制度。第六到十一章全面敘述了加洛林帝國的建立、查理曼稱帝以及帝國的整體統治，強調加洛林帝國的神圣性與羅馬性。李隆國指出，加洛林帝國既意味著西歐歷史走向獨特之路，也使西歐在與南部歐洲和北部歐洲的聯系中“回歸到羅馬帝國演化的軌道上來”。

《帝國》是漢語史學的典范之作，呈現出三大鮮明優點：

第一，《帝國》梳理了近代以來的學術研究變遷，凝練了古代歐洲向中古歐洲轉型新的學術范式。對古代歐洲到中古歐洲的歷史進程，最為傳統的認識是羅馬衰亡論。該觀點頗為冗雜，《帝國》辨析了衰亡論的中世紀淵源（四大帝國理論、帝權轉移理論、基督教史）、近代形成（愛德華·吉本強調帝國晚期自由、理性和文明的喪失）以及現代變體（如蒙森的外力沖擊、皮朗命題中的新衰亡模式）等三方面的內容。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林恩·懷特提出了“羅馬世界轉型”理論。之后彼得·布朗的《古代晚期世界》（1971年）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興起》（1996年）更為深入地闡述了古代轉型和現代歐洲奠基。近來伊恩·伍德的《西部羅馬的轉型》（2018年）和布朗的《穿過針眼：財富、西羅馬帝國的衰亡和基督教會的形成》（2012年）關注基督教及其推動轉型。當代學界大致同意，基督教會不是羅馬衰落的原因，相反教會創造性地應對了帝國危機。

英語學界關注教會，德語世界則試圖激活“日耳曼蠻族”概念的解釋力。20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阿方斯·道普什在《歐洲文明的經濟與社會基礎》中強調羅馬因素的長期延續及其對日耳曼人的形塑，認為羅馬因素與日耳曼因素共同涵育了中古文明。二戰后興起的維也納學派更為系統地揚棄了19世紀以來的日耳曼傳統。德國人賴因哈德·文斯庫斯1961年出版了《族群生成與憲制》一書，強調經過遷徙的蠻族并非“自然民族”，而是通過共同記憶和文化生成的族群。傳統的泛日耳曼主義被突破，日耳曼人不再是本質主義的，日耳曼與羅馬的二元分野也趨于模糊。之后赫維希·沃爾夫拉姆強調羅馬因素的影響，進一步發展了族群生成的類型學；瓦爾特·波爾則更強調族群生成的復雜與模糊。此外，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年鑒運動強調歷史結構，淡化了事件的影響。

第二，《帝國》熟練使用拉丁語、英語和德語，精心考辨了大量史書、文件與實物，呈現了更為接近歷史事實的分析。首先是對傳統史料的創造性分析，如格雷戈里的《歷史十書》。《帝國》不迷惑于格雷戈里對克洛維虔信的強調，指出克洛維是靈活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勝利的關鍵是善于聯合異教徒和異端。《帝國》還令人信服地證明寫作《查理大帝傳》的圣高爾修道院僧侶是結巴諾特克。其次是對新史料的采用。這里的新有兩種意義。一種是新發現的材料，如考古發掘的希爾德里克戒指證實了長發王傳統，新發現的多種《分國詔書》抄本確證了“巡查欽差本”和“羅馬本”。另一種是舊史料的新解讀。在傳統政治史研究中，教會作品往往因不符合“客觀真實”而被棄用，但是在新的教會能動視角下，教會文獻被廣泛用于分析教會轉型議題。此外，《帝國》在數據庫的幫助下，對部分詞語（如imperator Romanorum）的使用進行了量化考辨，反映了數字人文時代的新趨向。

第三，《帝國》描繪了一幅頗為新穎的中世紀早期歐洲的多元圖景。在3到9世紀的歷史進程中，蠻族王國、基督教會以及羅馬（拜占庭）帝國既相互學習融合，也相互競爭區分。東部羅馬帝國不斷創新，著力申張帝權收復失地；西部帝國的各蠻族群體在自我形塑中形成了獨特的族群認同；羅馬教會則積極整合社會介入政治，力圖建構以羅馬城和羅馬教皇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查理曼稱帝標志著法蘭克—教皇聯盟的最終形成，是這幅多元圖景中最光輝的畫面之一。從古代到中古的政治轉型可以總結為：“從古代政治軍事上的羅馬帝國，中經教會構建的羅馬世界，而演化為神圣的羅馬帝國。”自此，中古西歐既進入了神圣政治的全球潮流，也開辟了獨特的文明發展之路。

頗令人振奮的是，《帝國》顯現出鮮明的中國學術風格。其一，系統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帝國》總結了中國史學界的整體研究，指出馬克思主義史家關注羅馬帝國的危機以及新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產生，羅馬帝國的“衰落”促進了奴隸制轉向封建制，是歷史的進步。《帝國》還總結了以魏可汗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其二，系統借鑒中國學者的典范成果，如王國維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兩重證據法、吳于廑對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互動的通觀研究等。頗值得學界學習的是，《帝國》大量援引了漢語譯作，這非常有助于建設漢語學術傳統。其三，注重中西歷史的比較與聯系。如3到9世紀中國的漢晉帝國轉化為隋唐帝國，帝國的建立者同樣來自族群融合的邊境地區，隋唐帝國也因佛道信仰而具有濃厚的神圣性。當然，相較于中國歷史，西歐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其四，更為客觀中立的立場。中古歐洲的歷史與歐洲各民族國家密切相關，諸多歐美史家總難脫有意無意的國家立場。相較之下，《帝國》更為客觀地綜合了各種立場、方法、觀點和史料。如《帝國》嫻熟地使用名分理論解釋查理曼稱帝。其五，典范的漢語表達。《帝國》的諸多表述都有中國史印記，如“飲馬加龍河邊”、羅馬教皇“意在沛公”、“余非撰史，乃作傳”“虔誠者路易將治國等同于齊家”等。

 盡管我們稱贊《帝國》的客觀性和權威性，但我們也應意識到所有的歷史判斷都與現實相關。正是歐盟等跨國組織的興起，促進了學界對帝國的關注和承認，加洛林帝國和神圣羅馬帝國也從未能成為民族國家的失敗品，轉變為現代歐洲共同體的先驅。中國學界的判斷事實上也受到該趨勢的影響，對此我們應該有所自覺，以明確我們的判斷是基于獨立研究還是又一次追隨他者。伊恩·伍德指出中世紀早期歐洲史研究存在“將宗教、政治與社會經濟緊密結合起來研究”的國際潮流，《帝國》可謂當之無愧的預流之作。概而言之，無論是學術追蹤、史料考辨，還是具體敘事、整體判斷，《帝國》都代表了我國當代研究中世紀早期歐洲史的最高水平。《帝國》既凝練了中國中世紀早期歐洲史研究的共識，也展現了建設我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進路，作出了中古歐洲雙重轉型的獨特判斷。

來源：文匯報

作者：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