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稷/文 一部60多年前的德國黑白老片，伯恩哈德·維基(BernhardWicki)1959年執導的《橋》總在我眼前晃動。影片改編自德國記者和作家曼弗雷德·格雷戈爾（ManfredGregor，原名格雷戈爾·多爾夫邁斯特GregorDorfmeister）的同名自傳體小說。影片通過七個少年走上不歸路的悲劇，展示納粹德國青少年是如何受到“為祖國而死”的狂熱的英雄主義教育，被戰爭機器操縱、利用的。或許是因為當今世界硝煙四起，各種意識形態、極端宗教勢力在與理性較量，洗刷著青少年的大腦，這部反戰影片中的人物、場景令我難以釋懷，于是我從二手網站淘來一本小說閱讀，補充影片難以展示的人物成長的背景和心理活動。

一個摧毀青春和生命的瞬間

1945年4月，納粹德國戰敗的前幾天，德國一個小鎮的七名16歲的同班同學應征入伍。第一天訓練結束后的晚上，警報響起，這些新兵即被派往戰場抵擋勢如破竹的美軍。軍官擔心這些娃娃兵削弱整個連隊的士氣，同時也意識到戰爭即將結束，為了保護他們，便派他們去守衛小城入口處一座沒有戰略意義的橋梁。

孩子們起初對不在最前線作戰感到失望，但隨后便迫不及待地在橋頭擺開陣勢，準備好武器彈藥，給槍上膛，挖掩體，像在玩一場戰爭游戲。教官海爾曼離開橋頭片刻被戰地憲兵誤認為是逃兵，中彈身亡。前線開始撤退，毫無戰斗經驗的少年，群龍無首，突然意識到自己身處戰線的最前沿。他們把勸他們趕快撤離的鎮上的老人和逃跑的德軍士兵視為懦夫，置之不理。當一架低空飛行的美軍轟炸機要攻占橋梁時，常被同學們嘲笑的小西吉奮不顧身地站在原地，被炮火擊中，成為第一個陣亡者。他的死激發了其他人的斗志。美軍裝甲縱隊向埋伏在橋頭的孩子們開火，孩子們用火箭筒點燃了第一輛坦克。沃爾特冒險穿過火場沖進被美軍占領的房屋時，在樹上掩護他的同學被狙擊手擊中。沃爾特用裝甲步槍透過窗戶向第二輛坦克射擊，站在他身后的德國平民極力阻止他，但徒勞。坦克被擊中，平民和沃爾特在坦克的爆炸中身亡。一名美國軍官聽到沃爾特最后的聲音，驚訝地發現與他們作戰的是一群孩子。他走出掩體，對男孩們高喊放下武器，趕快回家去。他不斷使用“孩子”這個詞，男孩們誤認為這是一種嘲諷。卡爾憤怒地用機槍掃射士兵，士兵腹部中彈，在痛苦中掙扎。克勞斯沖卡爾吼叫，讓他射殺這個垂死的美國人，才意識到卡爾就躺在他身邊，頭部中彈。克勞斯瘋狂地沖向敵人的炮火，倒在美國士兵身邊死去。美軍在煙霧彈的掩護下撤離，隨后是片刻的寂靜。正當剩下的兩個男孩為擊退敵人而高興時，黨衛軍將軍為了給撤退爭取時間，下令炸毀這座孩子們奉命誓死保衛的橋梁。他們面對突然出現的炸橋的爆破組，徹底驚呆了，用槍指著爆破組士兵，與他們對峙。爆破組長嘲笑他們的戰斗毫無意義，逼他們離開大橋，阿爾伯特毫無征兆地向他開了一槍。另外兩名士兵開槍反擊，他的同伴中彈身亡。

驚魂未定的阿爾伯特離開大橋往家走。鏡頭鳥瞰世界末日般的場景：兩個少年和被阿爾伯特射殺的德國軍官的尸體躺在橋上，更遠處是另外兩個少年和被射殺的美國士兵的尸體，兩輛被擊中的坦克仍在燃燒。屏幕逐漸變黑，出現了以下字幕：“此事發生在1945年4月27日，由于微不足道，沒有在任何軍事報告中被提及。”這天，幸存者阿爾伯特還不滿16周歲。

橋最終沒有被炸毀，至今橫跨在七個孩子家鄉的那條河上。

這場激烈的戰斗，對于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說，甚至僅就德國戰場而言，確實像一場稍縱即逝的兒戲：七個男孩子經過一天的訓練，參加了他們生命中第一場也是唯一的一場戰斗，戰斗發生在一天之內，在一座橋上，最后只有一個男孩生還。這一連串的“唯一”、有限的時空和最后一搏，讓我們強烈感受到一個無意義、殘酷的瞬間，一個摧毀無價的青春和生命的瞬間。男孩們為了一個注定失敗的任務被犧牲，僅僅一天的戰役，對阿爾伯特來說，卻像是一場漫長的奧德賽之旅。望著地獄般的戰場，他內心在吶喊：我們這么做的意義何在？生或死又有什么意義？十年后，他回到家鄉，站在那座橋上，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仍沒找到答案。

被操縱的少年們

多虧唯一的幸存者——《橋》的作者，六位同一天倒下的少年，不僅僅是煙消云散的炮灰。他們是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同學。而同學在這里是最有意義的身份。

小說以倒敘的形式講述七位16歲少年的生平，描述人物的性格。七位同齡少年，來自不同的家庭，正是懷揣夢想，情竇初開，敏感好斗，以不同方式反叛的年齡。

第一位倒下的西吉早年喪父，愛讀英雄史詩類書籍，沉浸在自己的英雄夢中；出身于軍官家庭的于爾根強身健體，爭強好勝。然而，他的父親陣亡后，他在母親的要求下撤回了成為軍官候選人的申請；卡爾是理發師的兒子，母親在他出生時去世了。卡爾逃學，愛吹牛。應召前，他失望地發現父親與他暗自愛慕的理發店女學徒有染；克勞斯自卑，酷愛古典音樂。母親的過度控制使他備受煎熬。與東歐難民女兒的愛情幫助他克服了挫折感和自殺的念頭。當他在火車站看到他愛慕的女孩與一名年輕士兵告別時，妒火中燒，決絕地與她分手——后來才發現女孩是在向她的哥哥告別，但他再沒有機會彌補了；頑劣的恩斯特來自大城市，偷雞摸狗，擅長吹長笛；沃爾特性格最為復雜，他天資聰穎，玩世不恭，與納粹政權的關系最為緊張。沃爾特的父親是專橫而無情的黨衛軍軍官，而他最好的朋友卻是個猶太少年。1938年大屠殺之夜前夕，沃爾特的母親給猶太男孩一家通風報信，使他們得以逃亡。應召入伍前，沃爾特聽著在納粹德國被禁的美國爵士樂，喝得酩酊大醉，并與父親的女仆發生了關系；幸存者也是敘事者阿爾伯特，生長在一個宗教氛圍濃厚的家庭，童年在懲罰和懺悔中度過。他的哥哥作為空軍軍官參戰而被俘，他因此毀掉了收藏的軍事玩具。阿爾伯特的興趣與納粹意識形態相悖。他在黨衛軍突擊隊隊長訪問學校時表示，他想成為一名火車司機，而不是當兵。最后他射殺了爆破組指揮官，這給他帶來極大的良心沖突。

只有微不足道的戰役，沒有微不足道的生命。七個少年，秉性各異，如果沒有這場戰爭，如果沒有這場戰役，戰后本應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軌跡。幸存者戰后于1946年高中畢業，之后在慕尼黑大學攻讀戲劇學、新聞學和哲學，大學畢業后從事報刊編輯和新聞工作。而他的六位同學卻沒有了成長的機會。

2005年小說再版之際，《法蘭克福匯報》書評人阿德諾稱：“（作者格雷戈爾）幾乎是在七本傳記的基礎上講述了這一橋梁的故事。這些傳記由一種瘋狂的意識形態匯集在一起，這種意識形態使得這場戰爭成為可能，并導致了這樣的結局……在七個男孩的傳記中，格雷戈爾講述的是當時德國社會的故事……那些家庭和行為，使得當時發生的一切成為可能或者不可避免。”納粹的意識形態洗腦教育的目的是赤裸裸的，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在給希特勒的一封信中，把孩子們的腦子比喻成未開墾的處女地，“青年團的任務，就是把國家、人民和元首的概念捆綁在一起，種植在這些小傻瓜的腦子里，結出一個三位一體的果實。”希特勒明確指示：“不要讓青少年有判斷力、思考力，讓服從命令在腦子里扎根”。宣傳部長戈培爾則說：“把青少年培養成為服從指令的機器，即使這個指令是一個謊言。”無論電影還是小說，都沒有正面談及納粹意識形態的灌輸，但是令人頓足的悲劇情節和慘烈的畫面，展示了為首相而戰、為黨國捐軀的英雄情結如何植根于孩子們的潛意識中。

被操縱的青少年像加速度的戰車，清醒的旁觀者無法阻止他們奔赴毀滅。

七個少年被征召入伍時，成年人大都意識到納粹德國敗局已定，孩子是最后的炮灰。母親們錯愕而悲傷，但無能為力。他們的歷史老師弗洛里希也被應征入伍。在此之前，這位老師少不更事的兒子也被拉去當兵了。穿著袖子過長的不合體的軍裝，大鋼盔下的稚氣未脫的小臉，是兒子給他留下的最后的形象。這位老師在試圖阻止他的學生們被應召無果后，囑咐帶新兵的教官，無論如何保住這些學生，一開打就撤。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訓練結束時，教官沒有說鼓舞士氣的話，而是勸他們回家：“孩子們，這一切都毫無意義。你們玩打仗的時候，你們父母在家等著你們。我答應過弗洛里希中尉不讓你們參戰。你們要幫助我信守承諾。”但孩子們拒絕了。開戰前，同是被強征入伍并派來與他們并肩作戰的六十來歲的老兵們未等開戰就扔下槍回家了。開戰后，無論是鎮上老人的勸告，還是美軍官兵喊話，甚至德國下級軍官用槍逼著他們趕快回家，都無濟于事。這些少年的腦子里沒有生命之可貴的概念。他們只聽得進跟他們打過一個照面的將軍的話：誓死守衛大橋，我為你們而自豪！他們不知道的是，將軍在布下陷阱，引誘美軍上橋，然后炸橋，以切斷援軍，為自己的部隊撤退贏得時間。對于將軍來說，部隊的撤退比橋上娃娃兵的命運更重要，這些孩子被他比喻為“擋風玻璃上的雨刷”。

七個娃娃兵誓死守橋的故事絕非孤例。二戰末期，令盟軍官兵大驚失色的正是希特勒的黑領巾青年團那些無知無畏的少年，他們被訓練成身綁炸藥的亡命徒，以肉身撲向盟軍的坦克，機槍掃倒一片，又撲上來一片。洗腦教育就是批量生產犧牲品。而洗腦教育不是獨裁者獨自完成的，全社會，教育工作者、家長何嘗沒有參與其中。可悲的是成年人醒悟時，并不能按照他們的意志拖住飛蛾撲火的少年。

如果六個少年是在反法西斯戰場上犧牲的，他們會被認為死得其所，他們事跡會被傳頌，橋頭或許會有一組他們的群像。然而在納粹滅亡的拂曉，在一場無意義的戰役中為納粹喪命的六個年輕的生命，難道就輕如鴻毛嗎？戰爭或許有正義的一方，但戰爭中犧牲的青少年的生命沒有貴賤之分。《橋》這部老片令我們重新思考教育的意義何在。鼓勵未成年人在意識形態或宗教設定的敵人的炮火前向死而生，這無異于反人類的恐怖主義教育。正如影評人恩諾·帕塔拉斯（EnnoPatalas）所言，與當代戰爭片相比，《橋》在譴責戰爭方面走得最遠,“激烈的暴力場面將士兵英勇犧牲的理念分解到最后一個細節”。

反戰影片的經典之作

小說《橋》出版于1958年，影片拍攝于1959年。影片在故事發生地德國上普法爾茨州的查姆鎮和雷根河支流上的弗洛里安·蓋爾老橋上拍攝。為營造紀錄片的氣氛，原始版本沒有演職人員表。直到1969年，影片才增加了顯示演職人員的片頭和片尾。評論家們注意到，導演維基避免了通常戰爭片以過度戲劇化和視覺效果渲染戰爭慘烈的手法，而是選擇一種更人性化、更細膩的敘事，聚焦人物的心理變化，通過細節展現戰爭的殘酷。這種處理方式使得影片更加真實而直指人心。影片自始至終彌漫著焦慮感和令人壓抑的緊張氛圍，傳遞著身處荒謬的戰爭中的被利用的少年們面對死亡的無力、痛苦與絕望，展示出保衛一座毫無戰略意義的橋梁的無謂與虛無，以及殘酷而荒唐的戰爭給普通家庭帶來的災難。年輕演員們通過細膩的表演，自然和真實地表現出角色的脆弱、困惑與恐懼。

這部僅用了三個月拍攝的影片深深地打動了觀眾，加之德國處于重建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德國人的心理帶來的陰霾尚未散去，影片引起戰后反戰并渴望持久和平的一代人的強烈共鳴。導演收到了成千上萬封年輕人的來信，很多青年人看了這部電影后拒絕服兵役。當時德國媒體稱：“這是迄今為止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真實、最令人慟心的德國電影”；“是有史以來在大銀幕上放映的最強有力、最尖銳的反戰影片之一。”電影《橋》因此迅速成為德國戰后最受贊譽的電影之一，也是獲獎最多的德國影片之一，其中包括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等。導演維奇因致力于和平而獲得聯合國的表彰。

《橋》的影響力余波不斷泛起漣漪，無論是電影還是小說。1973年，影片的節選被作為紀錄片素材，用于前蘇聯電影《春天的十七個瞬間》。1989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40周年之際，維奇又憑借該片獲得聯邦電影獎特別獎。電影評論家希爾馬·霍夫曼（HilmarHoffmann）指出，《橋》“以其簡潔的視覺美感和清晰的敘事方式，振聾發聵地呼吁人們追隨理性和人性，而不是無情意識形態的盲目妄想，至今仍令我們感到震撼。”2003年，聯邦公民教育署與眾多電影制片人合作創建了學校電影作品典藏，該片被收入其中。2008年，《橋》再次被搬上銀幕，由沃爾夫岡·潘澤（WolfgangPanzer）執導。筆者沒看過這個版本，無法比較。但足見《橋》的故事是一個常新的主題。相對電影，小說的敘事更為平和舒緩，流露出濃濃的同學情誼和令人揪心而又無處安放的思念。2005年小說再版之際，《法蘭克福匯報》書評人阿諾德指出這本書讀起來“幾乎是半個世紀之后的作品，并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遙遠而過時……這是一本非常適合青少年閱讀的好書。”21世紀的今天，《橋》的現實感有增無減。

我們姑且以小說的最后一句話結束本文：“年輕人既不好也不壞。他們就像他們所處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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