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南青/文 一、國際發展進程
2024年11月底的塑料公約文本談判失敗,無疑是這一年中極為重磅的事件。然而,曲未終人未散,大會主席所提出的文件表明,后續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公約文本中存在許多未達成一致而處于括號中的內容,這顯示出當前各方存在諸多分歧,但這也為下一輪談判(即INC5.2)奠定了重要基礎。
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正在加速推進。2024年初,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與財務披露和氣候披露相關的準則開始生效,這意味著可持續發展有了統一的標準,并且這些都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密切相關。隨著歐美國家和國際品牌企業朝著碳中和目標邁進,更多的政策法規指向可持續產品和供應鏈,以實現范圍三或三 + 的碳減排。
循環經濟因其與可持續發展和產業鏈的緊密聯系,無疑成為實現碳中和的重要路徑,正式步入發展的快車道。其擁有5萬億的市場潛力,并催生了新的商業模式,從而成為國際組織優先發展的新領域。歐盟已將循環經濟列為經濟轉型的關鍵方式,自2020年發布新循環經濟行動計劃至今已有4年,在此期間,歐盟市場相繼出臺了眾多法規指令,提出了許多更為具體的新要求,這包括新的廢棄物法令、廢棄物運輸指令以防止某些廢棄物的出口、可持續電池法規、可持續紡織戰略、可持續建筑產品提案,以及綠色聲明以防止公司通過其環境行動誤導消費者。2024年7月,歐盟通過了循環經濟的重要法規,即可持續產品生態設計法規(ESPR),要求未來的可持續產品提供數字產品護照(DPP),并強制提供包括環境、碳排放和再生材料信息在內的信息,特別強調修理和再利用。2018年,歐盟設立了循環經濟監測框架,并在2023年進行了修訂,新的監測框架包括新的指標,特別是材料足跡、資源生產量、消費足跡和溫室氣體排放。2024年12月,德國也發布了國家《循環經濟戰略》。
于時間點 ,我們看到公約時間點目前還無法確定,估計還需要1-2年時間,而歐盟的時間點鎖定在2026年,對于產品供應鏈的追溯和可持續性成為關鍵。關于數字產品護照(DPP)的問題成為未來2年的重點。
目前生物質和包裝開始實施強制性的認證,歐盟2015年可再生能源指令淘汰了第一代生物燃料,由于其可能導致食物供應鏈的斷鏈或者導致土地利用的變化帶來的間接排放。因此,企業需要證明他們的產品 不會帶來這些問題。2024年,歐盟通過了新的包裝和包裝廢棄物指令,要求公司使用可持續的包裝可以再利用或者回收再生。 ISCC EU是歐盟認可的用于生物燃料的可持續性和碳認證。對于化學品和塑料,還需要自愿性的認證體系。
對循環經濟雖然強調國際合作,歐盟也成立和非歐盟國際伙伴的循環經濟聯盟 而在國家層面則可能成為防御性策略。在美國大選之年,美國兩黨政治家和NGO人士更積極地推動美國優先進程,以推動國內制造業和減少對國際供應鏈的依賴,通過保護性關稅讓工業回流。美國也在開展對紡織行業等環境影響大、碳排放高的行業的研究,2024年12月美國政府發布了紡織廢棄物和快時尚環境費的標志性報告,發現就2018年一年廢棄紡織量為1700萬噸,只有15%再生或者再用,其余的焚燒或者填埋。報告建議議會制定一個聯邦實體協調減少紡織廢棄和回收。并將紡織行業回歸美國。
這似乎也預示著循環經濟未來的藍圖,與可持續發展和全球化發展的路徑違背,我們必須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循環經濟發展的背景動力,而非成為國家之間的政治博弈,從而得到各方的支持和參與。 而向循環經濟轉型,由于它與常規產業不同的模式,更加注重當地和區域的供應鏈、逆向物流、國內制造和勞動力。隨著科技快速發展,后續循環經濟的人才問題成為其向上發展的主要瓶頸與機遇。按照美國勞工部數據統計,自1979年以來美國已經失去30%制造業工作,而循環經濟則可以帶來制造業就業機會和技能工人。 快消品時尚的興起,對于維修和再利用是一個重要打擊,而在循環經濟中政策非常強調維修商業模式的構建,例如歐盟要求的數字產品護照和用戶‘修理的權力’,推動社區就業,二手行業的興起或者翻新更將受到政策的鼓勵。
由此,我們需要更加重視教育和職業發展項目,這是評估循環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這些項目涵蓋各個行業,如再制造和可持續農業,均致力于推動更低碳、循環經濟的發展。
盡管循環經濟方面中國具有優勢,但我們尚未建立完善的回收政策。再生產品的回收再生成本優于新材料成本,導致目前生物基材料和再生產品的主要市場依然以國外市場為主,產能和制造業主要在國內。因此,出海將成為循環產業在2025年的一個發展方向。
二、中國循環資源行業發展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供應鏈生產國,廢棄資源回收再生產業規模化和產業化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循環經濟并不僅僅是狹隘的廢物回收,而是針對整個全生命周期的商業模式的構建。對中國而言,當前國際背景下留給我們的時間并不多。2024年10月,中國資源循環集團的成立無疑為這一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促進了各省市紛紛成立地區資源循環公司,這一舉措也反映出回收資源的地區性以及對消費端供應鏈的控制。
首先,前端回收站點的發展已開始受到重視,這是必然的,因為回收必須解決源頭材料的問題。為了解決前端個體回收的問題,2024年4月,全國稅務部門開展了反向開票(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24年第5號)規定,并落實《國務院關于印發〈推動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方案〉的通知》(國發〔2024〕7號),以實施資源回收企業向個人出售報廢產品的“反向開票”。反向開票為國際貿易中可持續產品提出的追溯性和再生度要求提供了基礎保障。然而,由于中國尚未實施強制性垃圾分類、缺乏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也沒有建立相關的主管部門,這使得對再生產品的權威性要求成為后續的挑戰。
其次,地方層面也缺乏相關的主管部門,前端回收體系往往比較零散、規模小,附加值低、高科技屬性差、管理不規范;收購這些企業只是資源循環再生中的一個環節,尚無法形成閉環。這對央企性質的企業而言是個巨大挑戰,因為常規的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工作難以順利展開。
第三,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循環經濟提供了一個更短、更加有韌性的經濟閉環。例如,生物塑料及其他可再生生物資源,這些資源都依賴國內的生產材料,能夠減少對進口石油的依賴和降低碳排放。對這些材料創新的投資將有助于支撐國家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投資循環經濟的基礎設施,包括再生工廠、堆肥設施及可再生能源等,可作為綠色產業政策的一部分。這也是中國產業的優勢。在過去30年洋垃圾進口的歷史中,中國培育出了回收再生利用產業。但目前對于資源循環行業,很多政策仍是之前的固廢管理政策,將之作為有害廢棄物管理,這些都是需要政策改進的地方。
在新質生產力方面,未來我們將看到新能源行業高速發展后,回收再生產業的需求。例如,新能源產業發展帶來的動力電池和電動汽車的回收,對于建立清潔交通行業至關重要。國內回收再生設施能夠減少對稀有礦產材料的依賴,降低環境破壞風險并創造就業機會。
除了對新能源行業的重視,傳統行業的轉型也是循環經濟的重要領域,特別是與消費品相關的行業。紡織行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循環紡織是我們從2023年開始推動的重點工作,retextile(再生紡織)作為傳統產業中生長出來的新質生產力,是不可或缺的綠色產業。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紡織生產和出口國,同時也是最大的廢棄紡織品來源國。由于紡織行業對污水和環境的影響,長久以來被視為淘汰產業,處于產業政策和金融支持的邊緣。然而,隨著循環經濟的發展,循環紡織作為新型生產力開始顯現其潛力,紡織行業的循環利用度也將在歐盟新法規中被提及,并在2027年7月正式實施,這對中國出口產品都會形成貿易壁壘。
構建國際化的供應鏈以提供可追溯的產品,需依賴品牌和回收商、再生企業的合作,以形成區域性的回收體系。在新質生產力構建過程中,我們需要發揮我們的行業優勢,但也要補齊短板,我們了解自身的優勢,同時也清楚短板所在。在當前的政策環境中,改變線性消費模式的期望變得迫切,強制性法規也在迅速席卷而來,綠色聲明對于產品循環性的要求和再生材料可追溯數字化,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缺失導致的回收成本問題都是我們的短板。提升整個行業的高科技水平和標準化是我們到2025年的重點目標,這包括電動汽車、電池、紡織、物流、塑料包裝和建筑等重點行業。我們致力于打通消費端回收的可追溯性和數字化的痛點,提高再生行業的規范化水平,幫助企業進入品牌企業的供應鏈,以滿足數字化可追溯需求。同時,循環經濟的標準、認證與國際標準的對標,都是未來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