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旭宇/文

因為《翻譯的危險》中的一句“李自標于1828年離世，并被埋葬在馬廠村”，我臨時起意要去這個地方看看。馬廠村在長治市區以北11公里，鄰近高鐵東站。長治位于太行山南段西麓，向東穿過山脈中的隧道一直向東就是河南安陽。在過去四百年中，偏安于晉南太行山下的這個村落卻和全球化一直有著聯系。我想去看看。

長治地區早在殷商時期得名上黨，秦漢設上黨郡，至宋朝改為潞州，明朝升為潞安府，設長治縣。據傳馬廠鎮在春秋時期是趙國養馬的地方。碰巧我的出租車司機就家住馬廠鎮，他很樂意攬下這活兒。這一天正值平安夜，臨近馬廠鎮，公路兩側張燈結彩，延綿幾公里，氣氛勝過任何一個上海的商圈。車頭拐入馬廠村，遠遠就看到高聳的哥特式教堂頂，更遠端是煉鋼廠的煉爐和煙囪。淡淡的塵霾罩住了長治以北的盆地。

1793年，耶穌會傳教士李自標結束了英國使團覲見乾隆皇帝的任務后，從北京出發，渡過黃河，翻過太行山，到達潞安府的馬廠村，開始在這里傳播福音。在他到來之前，天主教在此地已有150年的歷史。雍正以來，清廷嚴控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教難時有發生。李自標終其一生都在長治一帶傳教，籌措資金，建立了一座小小的神學院，并用拉丁語和羅馬保持通信。這些信件如今藏于梵蒂岡傳信部。19世紀末，馬廠村成為了潞安教區的主教駐地，至今是整個山西天主教主教區。

司機帶著我穿梭在周邊村莊之中，每一個村莊都以一個姓氏為名，幾乎每一個村莊都有一座教堂。當天村民們忙碌著準備平安夜的演出和慶祝活動，各個教堂前都擺設著圣嬰降生在伯利恒馬槽的場景。據司機說，這是這邊最隆重的節日，和過年一樣熱鬧。馬廠村的舊教堂并非哥特式，一步之隔是即將竣工的新教堂，據說是長治最大規模的一座。這座哥特式教堂坐東朝西，中廳的兩個側塔并不是尖頂，而是中式亭蓋。兩翼巨大的彩色玻璃花窗再次說明了所在的派別。

出租司機告訴我，長治最老的教堂在馬廠村以南的南天貢村。馬廠村的天主堂憑手機地圖能找到，但南天貢村的這座教堂在手機地圖上卻沒有標注。司機憑記憶開到了村口，打開導航才找到。這座天主堂使用的灰色磚石具有明顯的山西特色，相比一路見到的幾座教堂，南天貢村天主堂具有明顯的歷史感，周邊的村莊和玉米地更是襯托出一種尊嚴和安寧。

南天貢村的圣母無染原罪大教堂在1906年由荷蘭人出資建立，此時李自標已經去世78年。他的人生在英國學者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的著作《翻譯的危險：清代中國與大英帝國之間兩位譯者的非凡人生》中得以重現。

李自標來自甘肅武威，就是唐詩《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所在的地方。他出生于一個天主教家庭，12歲的時候隨傳教士從澳門出發，到達意大利那不勒斯中華書院(Collegio Dei Cinesi)學習拉丁語和神學。這是康熙近身的傳教士意大利人馬國賢(Matteo Ripa) 建立的一座致力于中歐交流的學院。

1793年，英國國王特使喬治·馬戛爾尼勛爵出訪大清，覲見乾隆皇帝。這是中英之間第一次正式接觸，此時并沒有能夠進行中英翻譯的人才。使團在那不勒斯的中華書院找到了李自標。他和幾個中國留學生在意大利已經學習和生活了20年，成為了一個出色的拉丁語和神學學者。馬戛爾尼可以和他通過拉丁語和意大利語流利交流。

馬戛爾尼使團的中英外交接觸所產生的禮儀之爭以及對后來鴉片戰爭的意義被書寫和研究了很多。沈艾娣的《翻譯的危險》提供了一個不同于之前這個議題的敘事，從使團的翻譯視角，展現歷史事件中小人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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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早在18世紀初就有中國留學生隨傳教士前往意大利學習拉丁語、修辭，哲學和神學。在18世紀經濟全球化興起之前，天主教已經先行走向全球，耶穌會教士把福音傳到了南美和亞洲。李自標成為這個全球福音事業的一部分。

英國使團還有一個非官方翻譯，他是馬戛爾尼勛爵的副手斯當東的兒子小斯當東。斯當東著意借這個機會培養兒子的中文能力，希求以后在東印度公司施展手腳。小斯當東雖然只有12歲，但天資聰穎，對中文學習表現出強烈的自驅力。覲見乾隆皇帝的時候小斯當東用中文問候乾隆，因此獲得玉佩御賜。

18世紀末，英國逐漸侵吞印度，正成為全球帝國。中央帝國則在古老的傳統中昏昏沉睡。而中英之間的第一次外交活動是由一個中國人通過拉丁語進行的翻譯。作為天主教團的成員，李自標也有著自己的主張。他瞞著馬戛爾尼，暗自向朝廷請求善待中國天主教徒。這令乾隆感到不滿，向使團下發布嚴厲敕諭： “即在京當差之西洋人等，居住在堂，亦不準與中國人民交結，妄行傳教，華夷之辨甚嚴。今爾國使臣之意欲任聽夷人傳教，尤屬不可” 。李自標此行此舉置自己于極其危險的境地。

李自標死后十年，鴉片戰爭爆發。小斯當東回到英國后繼續學習中文，此后成為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主管，并把《大清律法》翻譯成英文。他事業有成之后成為議員，鴉片戰爭前夕在下議院發表演講，推動政府發起對華戰爭。

我把《康熙的紅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和《翻譯的危險》兩本書歸為中國和全球化的前傳。天主教是最古老最龐大的全球性組織。大航海時代之后，中國和西方的接觸就是通過傳教士開始的。明朝萬歷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到北京，開啟了歐洲和中國的交流。到康熙朝，歐洲傳教士已經在中國傳播福音?？滴跄昵嗟臅r候就和德國人湯若望和比利時人南懷仁建立了密切關系，終其一生保持著和傳教士之間的良好關系，在外交談判和御駕親征時都予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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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年， 康熙皇帝發出一張紅字諭令，讓返回歐洲的商人和傳教士帶給羅馬，目的是給他幾年前分兩批派去歐洲的四個傳教士傳話，問他們何時回中國。這四個人中有三個人在返回中國的海難中死去，最終只有一位回到中國。這張紅票引起了歷史學家孫立天的極大興趣，他順著這張紅票，把康熙和數位傳教士的交往經歷，傳教士在清朝和俄羅斯的《尼布楚條約》談判中的角色，以及羅馬教皇使團訪華等歷史梳理出來，立體和全面地呈現一個康熙和傳教士的一段歷史。

書名中的“全球化中的清朝“名不副實。該書重點是梳理和敘述歐洲傳教士和康熙的交往和關系，他們在中國和俄羅斯的外交談判，以及天主教和清廷的禮儀之爭中角色，以及如何在雍正朝失勢的緣由。除此之外，本書并沒有論述清朝如何對全球化做出反應。17-18世紀，歐洲的技術、外交、貿易、殖民和軍事等多個方面塑造了今天的全球化。清朝是全球化的被動參與者，古老的文明需要一次強大的外部壓力進行內部改革。這并非本書的重點。

康熙素有開明君主的名聲，他對歐洲的算術、天文、地圖勘測、機械技術都充滿真正的興趣。但這個興趣僅限于他個人的愛好，并有在民間推廣。根據孫立天的分析，康熙和歐洲傳教士的關系都是通過私人渠道建立的，既皇家的內務府。清朝繼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就如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所言，皇帝也是這個制度的一部分，并受制于這個制度。不同的是，滿清皇帝帶到北京的還有內務府和包衣奴才制度，這是他屬于他私人的家庭服務機構。內務府的人沒有官職，但擁有接近皇帝的特權，對皇帝有非同一般的影響力?？滴跬ㄟ^內務府和傳教士打交道，免去了朝廷文官在禮儀和制度上的種種束縛。在這個關系模式下傳教士帶來的西學也僅限于滿足皇帝的個人愛好，無法成為官方引入的新學。等到洋務運動引進西學時，中央帝國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康熙過世的時候，大清帝國如日中天，而歐洲的啟蒙運動則剛剛開始，第一次工業革命要過五十年后才到來。但是中國和俄羅斯，中國和羅馬教廷之間的禮儀矛盾已經顯現，中西文明的對話困難重重。只不過此時，古老的帝國還感受不到來自西方的壓力。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禮儀之爭顯示出，中央帝國對于國際關系和貿易的認知已經無法適應已經到來的全球化時代。1840年之后，直面全球化的地方不是太行山下的村落，而是上海和香港。

上海人李成1985年負笈美國，學習和工作了近四十年。他長期在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工作，是備受認可的中美關系專家。川普第一任總統任期中，華盛頓興起排擠知華派的暗潮。2023年李成在困窘之中搬到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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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的著作《中產上海：中國式現代化與新階層的崛起》今年在國內出版。就如其前言標題 “在世界大變局之時重新思考全球化” 所示，本書引述大量數據和資料，從經濟、社會、藝術等方面，介紹和分析上海的中產群體發展的軌跡，現狀和未來的形態，提供一個中國中產階層的樣本， “借以評價跨國力量，以及文化與政治、國家與社會、東方與西方互動所產生的影響”。李成始終關注的是中美關系的發展和對全球的影響。他選擇上海中產這個社會學和城市學的議題著書，也許有其赤子初心的原因。也許他想強調一個基于開放和內生性發展起來的中產社會，是中國現代化穩定和繁榮的基礎，也是重塑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全球化并不會停滯，任何社會只有保持開放才會發展和進步。了解和關心中西方的文化、政治和經濟互動交流，無論是用500年還是10年的尺度，都有意義。

陳旭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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