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文 每過一段時間，人們都常常會產生一種“正站在歷史轉折點上”的錯覺，但我們有理由相信，現在這一次應該是真的：時代的風沙裹挾之下，所有人都過得艱難，而對于那些熱愛讀書的人來說，可能就更難了。

在現實的步步進逼之下，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沒得選擇：總歸是“先吃飽飯再說”，仿佛精神生活是吃飽飯之后才能考慮的奢侈品。然而我們并非別無選擇，在面對時代變動時，文化也始終是有力量的——事實上，我們可能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它。

1

盡管苦難無法對比，但歷史上更可怕的變動畢竟也多得是。瓦爾特·本雅明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曾感嘆那一代人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都貧乏化了：“人類遺產被我們一件一件地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價值押在當鋪，只為了換取‘當代’這一小銅板。經濟危機就在門口，緊隨其后的是將要到來的戰爭的影子。”然而，疾病、貧困、居無定所的生活雖然一次次讓他陷入絕望境地，但這種絕望最終讓他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

身為個體，誰都無力逆轉時代的大變動，但我們仍然可以選擇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賦予自己生活以意義。以色列哲學家阿維夏伊·瑪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曾說，人們在苦難發生時茍活，“只有少數人活下來是為了作見證”。然而，正是這少數人，為所有活下來的人創造了一種“活下來”的意義和理由。這當然不是說憑空杜撰什么寬慰人的雞湯哲學，而是真實地講述、見證和記錄。丹麥作家凱倫·布列克森（Karen Blixen）告訴我們，不要低估這種力量：“你如果能把苦難放進一個故事中，敘述出來，你就可以承受任何苦難。”

在那些苦難的時代，人們依靠什么活著？和很多人想得不一樣，并不只是靠面包。

1929年的大蕭條，曾給一代美國人心底里留下深深的印痕。早已習慣了物質過剩的富裕社會，忽然陷入普遍的貧困和失敗之中，這不僅僅是物質上的貧乏，更讓人精神迷茫痛苦，因為人們不清楚自己做錯了什么，更不知道前路在哪里。

讓歷史學家驚訝的是，當時的艱難歲月并未使美國人走極端，C.范恩·伍德沃德說：“比人們的絕望更讓人吃驚的是他們普遍的逆來順受。那些年，在美國人中比反抗更常見的是羞恥感和自尊的喪失。”除了美國的個人主義和新政，那些看似“無用”的文學藝術也起到了實實在在的社會功用：沉浸在其中的公眾，得以逃避現實、發泄不滿、緩解焦慮，并尋找希望。

《在黑暗中舞蹈：美國大蕭條文化史》回顧了這一艱難時世，指出當時這些現實主義者“努力激勵、娛樂、振作或安慰一個陷入困境的國家”：“藝術家和演員很少能改變世界，但他們可以改變我們對世界的感受，改變我們對它的理解，改變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生活方式。他們創造了一種豐富的、有時自相矛盾的文化，他們專業的眼光緊跟著在普遍社會危機中起伏的個體生命，生動地記錄下他們的見證。他們的勞動和嚴肅的游戲極大地減輕了這個國家的創傷。他們在暗夜起舞，伴著他們自己的音樂翩然舞動，但他們的步伐充滿魔力。”

《在黑暗中舞蹈：美國大蕭條文化史》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著

彭貴菊 鄭小倩|?譯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4年7月

“江山不幸詩人幸”的道理，看來也適用于美國：時代的大變動，催生了一個安穩時期無法設想的社會環境，曾經的“美國夢”破滅了，人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天真地相信這個國家能一直如此幸運下去。當作品能真實地折射出人們的困境時，勢必能喚起強大而深刻的共鳴。

但是他們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這不僅僅因為“貼近生活”，還源于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變動。彼得·沃森在回顧西方現代思想史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例如偉大工程、偉大主題、偉大理念中的那個‘偉大’（greatness）概念，即便沒有被完全拋棄，也遭到深深的質疑。”人們轉而關注“微小的事物”，而那些都“是因為人的緣故而顯得具有意義”。

對美國人來說，宏大敘事的破滅更多源于大蕭條的深遠沖擊：全社會一直信守的夢想動搖了，曾經指引自己人生的信條也不再能起作用。也正因為“偉大”破滅了，“小人物”才進入了視野：“大蕭條并沒有使窮人的狀況變得蕭條，只是將這些狀況公之于眾。窮人始終都很窮，只是以前沒人留意他們。”在普遍的困境之中，小人物就是我們自己，理解他們就是理解人的處境。

2

實際上，那些能跨越時空、至今引發我們精神共鳴的文藝作品，都無不深入刻畫了人的處境。因為無論身處什么樣的時代，面對困境時如何做出抉擇都一樣不容易。

《九詩心》選取了屈原、李陵、曹丕、陶淵明、杜甫、歐陽修、李清照、文天祥、吳梅村這九位不同時代的詩人，作者所在意的與其說是古典文學本身，不如說是把古典文學看作一種思想資源，從中讀出前人如何面對生命問題，“還原出詩人心靈與現實沖突的現場”，對他們的困境感同身受，由此打破“古代”和“現代”之間的壁壘：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九詩心：暗夜里的文學啟明》

黃曉丹|?著

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4年11月

吳梅村的那一章有一小節是“小人物的心靈之光”，讓人看到這位詩人再三反省之下顯露出的自我：“當吳梅村將他的心靈層次越挖越深，我們在那不堪的處境中卻看不到任何畸異的東西，看到的只是每一個平凡的人都經歷的軟弱、遲疑、恐懼、驚惶。”值得補充的是，這種不斷的剖析也需要極大的真誠與勇氣，那可就不是平常人都能具備的了。

文學最重要的內在力量之一，就是把痛苦予以升華：“時代洪流吞噬著個人的生活，毀滅著個人德性。詩人的幸運在于，一切體驗無不能轉換成文學創造。在黑暗時刻，詩人卻往往對生命和愛產生更深刻的理解。在痛苦中擴大的心量拓開了筆下的天地，意義的生發得以繼續。”

這也是當下很多讀書人念茲在茲的：誰都希望能對現實“有為”，但文學和理想在現實面前卻似乎如此無力，當時代已經、并仍在發生劇變之際，我們如何才能在身心俱疲中還保持思考和行動的能力？

在本書的扉頁，作者引用了漢娜·阿倫特的名言：“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

我想，每個時代的人都會面臨自己的抉擇，至少那些經歷了黑暗和磨難的前人，恐怕未必比我們更輕松，與其把當下的困境看作是某種不堪承受的負擔和艱難的道德考驗，倒不如“變廢為寶”，把這理解為是激發自己問題意識和深入思考的助推劑。

3

放寬視界來說，即便是那些大學者，他們的理論也往往不是純然抽象的演繹，而是在回應自己所處的社會現實。文本固然出自遙遠的年代，但它對我們的意義卻是隨時代而不斷變化的。從這一意義上說，時代的變動未必是壞事——不妨試想一下，一個靜止、沒有變動的時代，也許固然會歲月靜好，不至于讓人內心深受折磨，但我們或許也難以貢獻什么有價值的思考。既然如此，何不把這看作是這個時代的一份禮物？

無論是哪個時代，有一個問題始終盤桓在人們心頭：“一個人應該如何生活？”在西方，倫理學上的亞里士多德式進路就始于此。盡管對于何謂“良好生活”難免有不同理解，但人們都相信，一個好的社會應該盡可能確保人們按自身意愿過上良好生活，這涉及人生而為人的尊嚴。

瑪莎·努斯鮑姆也是由此出發，主張建立一種同時涉及情感和理智活動的倫理解釋，因為在她看來，要追求人類的自我理解，人的行動就不能僅僅從理智層面去理解，還飽含著情感、想象、感知、欲望，簡而言之，活生生的人必然不會只有冷冰冰的理性，而情感也不能被簡單地貶低為“非理性”，它并不低于抽象理性。基于此，文學不僅僅是涉及修辭和風格的審美興趣，在表達和刻畫人性上，它是比哲學更恰當和深刻的形式。

《愛的知識：寫在哲學與文學之間》

[美]瑪莎·努斯鮑姆?|?著

李怡霖 于世哲 范昀|?譯

廣西師大出版社

2024年1月

在深入細讀了一系列小說文本、結合自古以來的倫理批評之后，她指出，文學在人類生活中遠不只是扮演某種單一、簡單的角色，而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一代代的讀者都是在“為生命閱讀”，“把我們的希望、恐懼和困惑帶到文本中，讓文本向我們的內心傳遞某種特定的結構”。沒有什么能比文學閱讀更好地塑造人們的情感結構、激發共情，還能創造某種超越現實生活的冒險激情，最終極大地豐富了人性。由于文學作品往往比宗教和哲學更容易跨越文化界限，它更能傳達一種普遍的人性理解。

閱讀不僅僅是一種沉思性的活動，它也是感知和想象，由此人們才能對小說人物產生強烈的移情：“對一個虛構人物的愛之所以是愛，是因為它是一種積極的互動性關系，它維持著讀者在閱讀書籍之外，進行數個小時的想象與小說創作。因為在這種關系中，與一個強大的存在互動的神秘和難以用語言表達的魅力，同樣也可以在生活中得到很多經驗；還因為，讀者同時也是他或她自己生活的讀者，把現實生活的希望和愛帶入想象中。”

這意味著，如果我們尊重人的能動性，承認每個人在生活中面對各種遭遇時必然會產生喜怒哀樂，就不能否認“愛”這種最深刻而強烈的情感，與良好生活、與渴求和欲望、與普遍的社會關懷之間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看不到這一點，就無法深入地表述最深的內心。

反過來說，我們之所以能從不同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中感受并汲取到精神力量，也源于這種跨越時空的人性表達——當我們看到的一瞬，就能理解。它以一種不朽的形式提醒我們：無論是什么樣的黑暗和痛苦，只要講述出來、書寫下來，就具有了超越現實的可能。從這一意義上說，好的作品是不死的，而我們通過閱讀活動與這一永恒之物接觸，也使我們得以短暫地超越于現實的困境之上，這就是為什么閱讀始終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