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濟安金信創始人楊健看來，如果將ESG評級看作一種盈利工具，本身方向就存在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濟安金信成立于2001年，曾承擔多項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重大應用項目，旗下濟安金信基金評價中心是國內具有公開評級資格的獨立第三方證券投資基金評價機構，已在中國證監會和中國基金業協會正式備案。

他還是中國人民大學金融信息中心主任，曾參與財政部、證監會等多部門的相關項目與ESG政策研討，亦是濟安金信基金評級體系、中國企業年金指數與騰訊濟安價值100指數（000847) 創始人。

楊健認為，至今ESG投資仍未真正形成閉環。盡管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開始關注企業的ESG表現，但將這些因素有效整合到投資決策中的工具和方法仍然匱乏。市場上缺少經過實證驗證的ESG投資產品和工具，這使得ESG評級的實際應用受到限制。

舉例來看，于許多中小企業而言，推動ESG實踐會面臨資源和能力上的限制。楊健表示，下一步，這類企業的ESG工作核心在于務實、量力。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必追求大而全的ESG披露，而是優先聚焦于企業核心業務相關的關鍵領域。例如，環境方面可以披露能源使用和排放數據，社會方面可以關注員工福利和勞動條件，治理方面則可展示管理架構和合規管理的具體措施等。

（濟安金信創始人楊健 受訪者供圖）

經濟觀察網：你提到ESG概念在中國有三重邏輯、兩種誤區，能否詳細闡述一下這三重邏輯和兩種誤區分別是什么？

楊健：三重邏輯中的第一重邏輯，是指信息披露的剛性要求。

ESG的第一重邏輯是關于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責任和義務。當前，許多監管政策對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提出了剛性要求，目的在于提高透明度。然而，這類要求有時存在一定的形式化傾向，過度強調披露范圍和數量，忽視了信息的質量和實用性。部分情況下，信息披露被視為政績工程，要求企業披露不切實際或難以操作的內容。

第二重邏輯是咨詢服務的商業化誤區。

第二重邏輯體現在一些企業為了迎合外部需求，委托第三方咨詢公司撰寫ESG報告。這些報告往往缺乏深度分析，使得ESG披露流于表面。這種商業化邏輯使得ESG報告成為部分機構盈利的手段，偏離了ESG的初衷，弱化了報告公信力和實際價值。

第三重邏輯是獨立評級的必要性。

目前，市場上仍缺乏真正獨立、公正、透明的ESG評級體系，這是當前中國ESG發展的關鍵空白。真正有效的ESG評級必須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完成，以確保評級的客觀性和公信力。

兩種誤區中的第一種誤區，是對“G”（Governance）的理解偏差。

許多人將其簡單翻譯為“公司治理”，實際上，Governance更準確的含義是“督導機制”。這一誤解源于早期翻譯中的局限性。

督導機制并非僅僅是公司內部的治理，而是企業與外部環境、利益相關方之間關系的綜合體現。

例如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如果企業存在偷稅漏稅行為，無論是故意還是疏忽，都會直接破壞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信任和合作。

再例如企業與銀行的關系。一些企業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取銀行資金，導致銀行資產損失甚至金融機構破產。這種行為不僅危害銀行體系的穩定性，也影響資本市場的健康運行。

還有企業與供應鏈的關系。以日本的“零庫存”理論為例，大企業將自身的財務壓力轉嫁到供應鏈中的小企業，導致后者承擔不合理的庫存成本。這種行為顯然不道德，也不利于供應鏈的整體健康發展。

中國企業所處的營商環境與西方國家存在差異，例如高稅率問題對企業生存形成了巨大挑戰。稅務問題并不僅僅是企業責任的問題，還是一個營商環境的問題。如果企業負擔過重，勢必導致其被迫采取規避行為。

相比之下，在美國，一些企業家公開表示“通過聰明手段避稅”是一種能力，但在中國，這種行為會被稅務機關嚴厲追責。

中國市場中“大股東侵占”現象嚴重，例如大股東通過不正當手段侵占公司資金，損害中小股東利益。這一問題不僅可以歸入信息披露的范疇，也涉及與投資者關系的管理。

第二個誤區是對“S”的簡單化理解。

上市公司在“社會責任”（S）方面的定位與普通公司不同，不僅要提供產品和服務，還要承擔作為投資標的的責任。上市公司吸引了廣泛的公眾股東，關系到無數投資者的切身利益。然而，一些公司高管卻缺乏對這一責任的深刻認識，甚至表示“股票漲跌與我無關”。這種態度嚴重違背了上市公司應有的社會責任。

經濟觀察網：國內ESG評級市場的競爭格局是什么樣的？您認為國內ESG評級市場是一個健康的市場嗎？為什么？濟安金信在這個市場中，又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楊健：我不認為ESG評級應該被視為一個市場。這是一種社會的需求和責任，而非商業活動。

如果將ESG評級看作一種盈利工具，本身方向就存在問題。

以濟安金信正在做的上市公司ESG評級報告為例，這些報告包括但不限于競爭力評級報告、審計稽查報告、投資評級報告以及ESG-V（V維度指企業價值，用來填補傳統ESG評級與投資決策之間的空白）評級報告等。核心基于ESG的本質邏輯，通過科學的評估推動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不是迎合市場熱潮。

濟安金信的ESG-V評級體系中的“V”維度，將企業價值融入ESG評級，構建從評級到投資的閉環。

ESG概念最初源于投資者對社會責任的關注，但至今ESG投資仍未真正形成閉環。

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開始關注企業的ESG表現，但將這些因素有效整合到投資決策中的工具和方法仍然匱乏。市場上缺少經過實證驗證的ESG投資產品和工具，這使得ESG評級的實際應用受到限制。

其實，ESG評級本身是一種從不同視角進行的多維度評價，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科學、客觀和公正的標準。

評估中數據和信息的質量至關重要，需要動態更新上市公司的實時數據和信息，確保評級過程基于最新的情況，從而準確反映企業的實際表現。

目前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快速推進階段，在全球產業鏈中多處于上游位置。上游企業通常是資源密集型行業，例如采礦、能源和化工等，其在資源開發和初級加工環節中對環境的影響較大，在環境污染治理和碳減排方面需要承擔更多責任，這種角色決定了這些企業在環境（E）維度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相較之下，下游企業的環境壓力則相對較小。

以消費品行業為例，下游企業更多專注于供應鏈管理、綠色采購以及末端消費環節的環保措施，不直接涉及大規模資源開采或初級生產環節。因此，這些企業在環境指標上的負擔較輕，不同行業、不同環節的企業在ESG評級中需要根據其在產業鏈中的角色和責任進行差異化評價，以確保評價結果的公平性和科學性。

經濟觀察網：ESG評級指標應該如何調整，才能精準應對當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痛點問題，直面當前中國ESG領域的真問題？

楊健：ESG評級應重點關注企業在環保和可持續發展領域的努力和貢獻，尤其是通過科技創新解決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問題。

依舊以濟安金信為例，其在評級指標調整中采用了一種基于“短板原理”的動態調整機制，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實時監測企業在各指標中的表現，并對表現較弱的部分賦予更高權重，從而突出企業的關鍵短板。

如果企業在規模實力方面表現欠佳，算法會自動識別并對該指標加權。如果企業在償債能力或社會責任方面存在不足，系統會動態調整權重，以確保評價結果能夠真實反映企業的核心問題。

這種動態調整機制能反映企業問題，并適應不同企業的特定情況，使評級更具針對性。

通過上述智能化過程，評級結果不僅更科學，還能有效避免傳統方法的主觀性和僵化性。通過科技創新和動態調整機制的結合，能夠解決傳統評級方法中無法反映企業特定問題的缺陷。

經濟觀察網：下一步，應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的評級體系，例如如何解決國內ESG指標體系評價過程不透明、指標設定偏定性、評價方法偏主觀等現實問題？

楊健：在環境（E）維度，評級以可獲得的數據為依據，涵蓋公開披露的信息、行業報告、公司公告、政府數據、媒體信息等多個來源，通過嚴格的數據驗證，確保信息的準確性和完整性。評價內容應涵蓋氣候變化、資源利用、污染與廢棄物、環境機遇與管理等主題，并細分為水資源、生物多樣性、碳排放、清潔技術等多個議題。

在技術上，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從監管公告和企業披露中提取違規與違約信息，對相關企業給予扣分處理，從而提高評級的客觀性和公平性。

在社會（S）維度，應重點關注公司財報、行業報告、公開信息等，確保數據來源的多樣化和可信性。社會責任的評價涵蓋勞動關系與人權、消費者保護、信息披露質量等多個議題。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提取社會責任履行中的不足之處，例如財務欺詐或勞動糾紛，并在評級中進行合理扣分，強化對社會責任的量化監督。

在治理（G）維度，應對企業治理結構、稅務透明性、償債能力及風險管理等指標進行全面評估。

經濟觀察網：在全球范圍內，ESG評級標準和體系呈現出怎樣的發展趨勢？中國在這一趨勢中應如何定位和發力，以提升國際話語權？

楊健：全球ESG評級標準經歷了幾個重要階段。

在最初階段，ESG標準的制定主要由企業和行業協會主導，標準較為分散且缺乏統一性。隨著ESG理念的普及，獨立的第三方指數公司（如MSCI、FTSE Russell）逐漸成為主導力量。這些機構推出了一系列評級工具和指數，推動了ESG評級的標準化與全球化。

目前，ESG評級正逐步從企業責任評價（如ERP評級）向“負社會責任投資”（SRI）方向轉型，機構投資者和投資機構正逐漸成為這一領域的主導力量。通過排除高污染、高排放企業，資本正向綠色低碳和可持續領域流動。

ESG評級的目的是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但不應演變成對企業的道德綁架。例如，要求上市公司承擔過度的公益責任會損害股東利益。上市公司作為公眾公司，其資產屬于全體股東，是公眾財富，不能隨意用于非必要的慈善支出。

適度的公益行為是企業社會責任的一部分，但如果超過合理限度，就可能偏離企業的核心任務。正如一家公司的管家不應擅自將家產用于外部用途一樣，企業也不能“慷股東之慨”。

相反，ESG評級應更多地關注企業在法律法規框架內的環保合規和社會責任履行，而非額外施壓。

經濟觀察網：如何看待國際評級機構的局限性？比如國際評級機構往往忽視中國企業創造的本土價值，難以理解中國企業的社會價值。

楊健：ESG概念在全球范圍內的發展并不均衡。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美地區，已進入后工業時代，擁有較為成熟的環保科技產業體系和完善的ESG評估體系。企業和社會對ESG的理解和實踐較為深入，相應的政策法規和技術手段也已形成閉環。

相比之下，中國仍處于工業化快速推進階段，面臨發展不平衡、資源消耗大和環境污染等問題。盡管近年來中國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但整體實踐和認知仍處于起步階段。國際主流的ESG評級體系往往難以充分理解中國企業的實際情況，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忽視中國企業在產業鏈上下游中的獨特角色，難以全面衡量其對產業鏈的貢獻。缺乏對中國供應鏈一致性邏輯的深入考量，導致評價結果難以真實反映企業的運作情況。在國際化的橫向可比性上存在不足，部分數據和評價標準難以適配中國的實際情況。

此外，國際評級機構在數據挖掘和分析的深度上對中國市場的掌握也顯得不足。例如，中國企業的數據披露機制與歐美存在顯著差異，一些國際評級方法難以直接適用。針對這一現狀，中國亟須構建一套符合本國國情的ESG評估標準，通過獨立的第三方評級體系來全面、公正地衡量中國企業的ESG表現。

經濟觀察網：對于一些中小企業來說，開展ESG工作可能會面臨資源和能力的限制，有哪些建議可以幫助它們更好地開展ESG實踐？

楊健：于許多中小企業而言，推動ESG實踐的確會面臨資源和能力上的限制。然而，ESG工作的核心在于務實推進、量力而行，并逐步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目標。以下是針對中小企業開展ESG工作的幾點建議。

中小企業可以將信息披露作為開展ESG工作的首要任務。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不必追求大而全的ESG披露，而是優先聚焦于企業核心業務相關的關鍵領域。例如，環境方面可以披露能源使用和排放數據，社會方面可以關注員工福利和勞動條件，治理方面則可展示管理架構和合規管理的具體措施。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步完善信息披露體系，既能提升企業的透明度，又能增強利益相關方的信任感。

中小企業在開展ESG工作時，需結合自身的資源條件，設定切實可行的目標。與其追求短期內大規模實施復雜的ESG策略，不如專注于少數重點領域。例如，制造企業可以從降低能源消耗、減少廢棄物排放入手，而服務企業則可以關注員工培訓和客戶服務質量的提升。通過“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實現ESG目標，既不會對企業運營造成過大壓力，也能為未來的全面發展打下基礎。

開展ESG工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融入企業的長期戰略。因此，中小企業在推進過程中，要明確ESG工作的最終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為企業帶來長遠的競爭優勢。例如，通過優化供應鏈管理、實施節能減排措施，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能提高市場競爭力，吸引更多的投資者和合作伙伴。

中小企業還可以參考同行或領先企業的ESG實踐經驗，從中吸取靈感并結合自身實際進行創新。通過對標學習，找到適合自己的路徑，從而避免資源浪費或方向偏離。

經濟觀察網：從政策角度來看，你最關注監管部門的哪些和ESG評級相關的政策，為什么？從中感受到了哪些信號？

楊健：目前，我們最關注的是 ESG信息披露強制化和標準化相關的政策、綠色金融支持政策以及推動建立獨立第三方評級體系的政策導向。這些政策對ESG評級的發展起到基礎性和指導性作用，也是行業發展的核心推動力。

在ESG信息披露強制化和標準化層面，證監會已明確要求上市公司逐步適應強制披露的要求，這一政策方向為ESG評級提供了更多透明和可靠的數據支撐。

在綠色金融支持政策層面，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出臺的《綠色金融發展指導意見》，明確支持資本市場在推動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涉及綠色債券發行、可持續金融工具等方面，為ESG評級拓展了應用場景。

在獨立第三方評級體系層面，政策多次強調本土化的評級體系建設，以解決國際標準與中國國情脫節的問題，進一步推動評級體系與市場需求的緊密結合。

這些政策直接關系到ESG評級的科學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同時也對整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從上述政策中可以感受到以下三點重要信號。

第一個信號是，政策將繼續引導資本市場服務國家戰略。

ESG評級正在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綠色轉型的重要工具，政策導向明確了資本市場在“雙碳目標”和可持續發展中的戰略角色。

第二個信號是，標準化與透明度將成為未來核心趨勢。信息披露強制化、綠色金融標準化等政策信號表明，監管部門正在努力解決ESG領域長期存在的透明度不足和評價標準不統一的問題，這為ESG評級的規范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三個信號是，本土化將與國際化進一步結合。

政策強調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評級體系，同時積極借鑒國際經驗。這表明中國在推動ESG評級標準和實踐的同時，也在尋求提升國際話語權，力求在全球ESG評級領域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經濟觀察網：對比來看，國內ESG評級體系與國際標準的差異和聯系是什么？如何看待如今國內ESG評級體系與國際標準的結合？

楊健：國際ESG評級體系對信息披露的要求通常較為嚴格，注重披露的完整性和透明性。例如，歐美地區的上市公司多采用標準化披露框架，如全球報告倡議（GRI）和可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SASB）的要求，確保數據的一致性和可比性。而國內企業的信息披露機制尚在完善中，披露范圍和深度參差不齊，部分企業存在信息披露不足或不規范的現象。

從調查數據層面來看，國際評級機構往往依賴全球公開數據和第三方調查結果，這些數據覆蓋范圍廣且易于橫向比較。但國內企業的行業特性和數據來源相對多樣，特別是在部分行業中，關鍵數據并未完全公開化，甚至缺乏行業級的統一統計，使得國際評級體系難以準確捕捉國內企業的真實表現。

從評價指標層面來看，國際ESG評級體系通常強調全球通用指標，而忽略了本地化特性。例如，在環境（E）維度中，國際體系對碳排放數據有明確要求，而中國部分企業的相關數據披露尚不全面。此外，社會（S）維度中，國內企業在人權、性別平等等議題上的重點與國際標準有所不同。治理（G）維度方面，國際體系更注重公司內部治理結構，而國內更關注企業與政府、銀行及上下游關系中的督導機制。

從相同指標權重的角度來看，即使是相同的評價指標，國內與國際評級體系在權重分配上也存在顯著差異。例如，國際評級中，碳排放等環境指標往往占據較大比重，而國內評級則可能更傾向于平衡環境、社會、治理三方面的權重，以適應中國的產業結構和發展階段。

從披露方式來看，國際評級機構注重以數字化、標準化的形式披露ESG績效，例如通過第三方驗證的報告或在線數據庫。而國內企業的ESG披露形式則更為多樣化，部分企業傾向于通過企業官網、社會責任報告等方式進行披露，規范性和一致性較國際標準略有不足。

再從披露后影響力差異來看，在國際市場，ESG評級結果對企業融資成本、投資者信心等方面的影響較為直接。而在中國，盡管ESG評級正逐漸受到重視，但其市場化程度和實際影響力相較國際市場仍有差距。

經濟觀察網：下一步，國內ESG評級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機遇是什么？

楊健：從目前國內ESG評級市場的現狀來看，所謂的發展方向和機遇并不是當前討論的重點。ESG評級已經成為資本市場的熱點，行業發展可以說是如火如荼。在這樣的背景下，并不需要過多的評級機構來耗費社會資源。關鍵在于，現有的評級機構是否能夠秉持初心，以善念推動社會可持續發展，而非將其簡單視為逐利工具。

ESG評級的核心意義在于推動企業在環境、社會責任和治理方面的改進，而非成為盈利的手段。如果評級機構將其視為商業工具，反而可能違背ESG的初衷。

有一個大膽的假設，是否可以為ESG評級機構本身進行一次ESG評級？這樣的實踐不僅能推動行業規范化發展，也能讓評級機構更好地反思自身的社會責任和價值創造能力。

未來的重點在于，如何確保現有的評級機構能夠以公正、透明和專業為原則，專注于為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可靠的評級服務。同時，對評級機構自身的責任與表現進行監督和評估，也可以幫助整個行業提升信任度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