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書柜幾乎沒有空間塞下新買的書了，這大概是許多愛書人共有的煩惱之一。無怪乎總能看到這樣的戲謔：“買書如山倒，讀書如抽絲”。盡管如此，我始終改不了“剁手”淘書、買書的習慣。

在經濟不寬裕的學生時代，我最愛去的地方，一是福州路，二是上海文廟。這兩處曾經是上海淘書人的天堂。千禧年來到時，我去師范大學報到，幾位室友都是初來魔都上大學，我便提議帶大家去逛上海書城、福州路和外灘。

那次經歷，我至今印象深刻。在一爿特價書店里，我購得了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王小波文集》，共四卷本。其時，我已在上海圖書館通讀過王小波的《黃金時代》，毫不猶豫將這套文集收入囊中。后來它們被我反復翻閱，特別是卷四《沉默的大多數》，讀了又讀，一如王小波自述年輕時讀奧維德《變形記》那樣，把書讀成了一卷“海帶”的樣子。后來，我還將王小波雜文研究，作了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

我還收集過各種版本、形形色色的王小波全集，以及關于他的幾乎所有回憶、評述、研究資料，但最鐘愛的還是中青社那第一版文集。若干年后，我特地在舊書網上淘了一套品相俱佳的四卷本用來收藏，平時只撿“海帶”咀嚼，不僅獲得了思維的樂趣，還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感。

因為喜歡一個作家，就要把他所有的作品都買來一讀并作收藏，這頗有些“強迫癥”之嫌。打開我的書櫥，擁有如此待遇的要數博爾赫斯與馬爾克斯了，而這些國外名家的作品往往還存在譯本、出版社及出版年代的差異。

記得讀大學那會兒，讀過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最終擺在我書架上顯眼位置的，是上海譯文出版社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這絕非書名的差異，而是比較閱讀后心理偏愛的抉擇。

有些人則更近乎偏執，且成了習慣。譬如有人讀村上春樹的小說，便只認準林少華的翻譯版本，讀莎翁作品必須是朱生豪的譯本，讀托爾斯泰的必選草嬰。

說到版本，我曾把不少沒能湊齊的漫畫，以五毛一本的價格賤賣給了二手書攤主。這個愚蠢的決定，令我后悔不已，就跟搬家時多年的藏品被父母當廢品賣了一樣糟糕。直到二十幾年過去了，我又花了不少真金白銀，將它們以正版或完全版的形式重新購買了回來，并鄭重地包上書套，儀式感十足地貢上書架，也算是因為情懷，為童年買單。

有意思的是，這個把書“贖”回來的過程，本身就曲折冗長。書還是那本書，又好像不再是那本書。我覺得這是與故人相見，勾起許多往事回憶。像是茫茫人海之中，驀然回首，沉疴頓愈，驚喜地找回了知己；也很像是故地重游，年輕時囫圇吞棗，走馬觀花，不得要領，但已然種下了緣分，如今審美在線，條件允許，想要細細品味，便再次踏上了旅途。

過去淘書依賴線下，周末去文廟要趕早，否則好東西就被別人搶走了。如今網絡資源豐富，貨比三家下單后直接快遞上門，省時不費力。但只要是有機會路過五角場，我總愛拐去大學路上的復旦舊書店看看。小朱書店搬了新址，我也愿意去實地碰碰運氣，跟愛書人朱老師嘮幾句家常。畢竟淘書的快樂，不只是找到某本與你靈魂契合的好書，其中也暗含著書緣的傳遞，以及“英雄所見略同”的共鳴。

胡適在《我是怎么淘書的》一文中說：“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是一個愛讀書、能夠用書的書生，自己買書的時候，總是先買工具書，然后才買本行書，換一行時，就得另外買一種書。”胡適提倡的收書“態度”，是要無所不收。依循這個邏輯，把家里堆滿書，就只是時間問題。

前幾年，我被借調至北京工作，閑暇時常去逛正陽書局和潘家園。工作結束時，我不得不寄回上海兩大紙箱、大約100斤的圖書及畫冊。這點“成就”雖有些微不足道，但每一本書都承載了淘書和閱讀時的諸多快樂。

對很多愛書人來說，淘書甚至比讀書更讓人快樂，不，應該說是痛并快樂著——那些書我今天還在慢慢消化呢。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唐小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