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文博時空/文 汪天飏/文 在成書于秦漢之前的古籍中,“江南”是長江以南之地;也有狹義的說法,“江南曰揚州”;在詩人的筆下,“江南”在酒肆林立的秦淮河畔,在煙雨綿綿的四百八十寺下,在“江水綠如藍”、“江花紅勝火”的回憶里,“江南”與舟、水的意向密切相關;至成書于明萬歷年間的《廣志繹》,“江南”則是“用舟船,無馬”之所在,空間更為廣闊。
清代治河名臣靳輔(1633年-1692年)曾概括指出,江南“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镠竊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為財賦之藪”。明代,蘇、松、常、嘉、湖五府已經被作為“江南”經常性的表述對象。清代,蘇、松、常、鎮四府“合于浙西則未有異者”,有很強的統一性。杭州、嘉興、湖州、蘇州、松江、常州與鎮江七府是所謂“江南”。
作為一個時空下變動的概念,“江南”大抵不出目前江蘇省、浙江省、上海市及安徽省的范疇,因而立足于長三角中下游的沖積平原地帶,以及受東南沿海亞熱帶季風影響,江南地區逐漸形成河網密布、水道縱橫的景象,舟船交通的發展密切了江南各城市的連接,并隨著交通技術的發展逐漸擴大了“江南”的范圍,并加深了內部一體化。
為集中展示長三角地區航運交通的歷史淵源,中國航海博物館聯合上海市歷史博物館、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蘇州市考古研究所等12家文博機構,及江南航運史專家、藏家共同舉辦“航運江南——長三角水上交通歷史文化展”。此次展覽匯聚 200 余件珍貴展品,自2024年11月12日起持續至2025年2月18日,共分為“舟楫相配”“港埠通達”“商賈阜通”“浮家泛宅”四個部分。
文博時空特邀策展人、中國航海博物館副研究館員顧宇輝,從水上交通的視角講述江南地區傍水而生、行舟為業的航運故事。
展廳圖
三次人口南遷加速江南水運繁榮
我們熟悉的“江南”在歷史上是如何定義的?除了在行政建制上針對江南的蘇、松、嘉、湖或蘇、松、常、鎮等“四府”之說,還有蘇、松、常、鎮、寧、杭、嘉、湖、紹“十府”說,此外還有不同排列組合的六府、七府、八府之說。從自然地理條件來看,“學界一般將太湖作為江南的一個中心,即環太湖地區,因為有水系相連,所以有共同的經濟聯系”,顧宇輝說,“但是,隨著唐宋以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文化輻射的擴大,江南也不再是環太湖地區的專有名詞。”
法國制《江南省圖》?1735年中國航海博物館藏,從圖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江南省包含后來的江蘇省和安徽省全境。
江南的發展離不開三次大規模的人口南遷。西晉時期元康元年(291年)至光熙元年(306年)的16年間,西晉皇族為爭奪政權引發政變,史稱“八王之亂”, 直接導致西晉亡國以及近三百年的動亂。乘此內亂,北方主要少數民族匈奴、羯、鮮卑、羌、笛等各族分別起兵脫離晉王朝控制,建立割據政權逼近中原,進入十六國(?304年— 439年)時期。為躲避戰亂,北方貴族不得不南下在江南重建朝廷,這時“南國”還包括湖南、廣東等東南沿海等地,南渡人口估計有90萬。
人口的南遷為經濟重心的南移做了大量準備,顧宇輝補充道,“手工業層面,比如東晉、南朝時期,絲織在南方較為普遍,養蠶的技術不斷提高。東晉南朝時期,瓷器制造業在會稽得到了很快的發展,會稽的越窯青瓷,在質量和數量上都超過了當時三國孫吳時期。商業層面,建康是江南地區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此外,還有很多城市,比如京口,山陰,壽陽,襄陽,江陵,成都等重要商業城市,南方的番禺則是南海區域的市場中心和海外貿易中心。”
第二次南遷發生在唐末至五代,安史之亂以及黃巢起義后,以關中地區為核心的北方因災害或漕運斷絕出現饑荒,加之各地軍閥混戰不斷,導致人口流失與賦稅加重形成惡性循環,自然條件較優越且賦稅較輕的南方自然對流民具有吸引力。
第三次南遷是由于“靖康之變”,北方的女真族攻陷北宋首都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趙宋政權被迫南遷,汴京百姓也相繼追隨于此,南遷人數達 200 多萬。
北人南遷,源源不斷地為江南地區的發展注入流動的生機,也為依托于獨特自然地理條件的江南水運交通帶來了繁榮。顧宇輝指出,發展至隋唐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從總體上來說,海上絲綢之路地位上升”,“一方面,陸上絲綢之路受到沿途各國或者各個地區的影響,大家對西北各區域的政治局勢變動非常的敏感,往往一個地方發生了政治動蕩就會影響到整個絲綢之路的通暢。另一方面,它還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比如說穿越戈壁沙漠,整個陸地上的運輸運量較小,時間也比較長,運輸成本高,以及陸上安全性無法得到保證”。
古代江南的造船有多厲害?
江南航運的發展也離不開船舶技術的發展。三國時期,孫吳就已擁有船舶?5000 余艘,一方面是適應了水戰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滿足了江海交通的需要。比如黃龍二年(?230 年)孫權曾經派遣將軍魏溫、諸葛直率領載有萬名士兵的船隊到達亶州、夷州(即今天的臺灣省),后面還派海軍到遼東、海南島等地進行征戰。
漢代樓船模型?中國航海博物館館藏
樓船興于秦漢,是中國古代的大型戰船之一。其顯著特點是上層具有多層建筑,船高首寬,外觀似樓,故稱“樓船”。如劉禹錫之詩所述“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三國時期,王濬率領船隊順長江而下,成功突破吳國都城,其中水軍所使用的正是樓船。
常見于江南地區的沙船是古代用于水運的防沙平底木船,目前可考的沙船出現于唐代,最先在今上海崇明一帶使用。沙船多用于漕糧,大者航行于近海,中小者航行于內陸江河。明代漕船載重量一般在?500 石左右;清代順治八年( 1615 年)官府新造漕船,平均每艘載重 730~830 石。
此外,興于福建沿海地區的“福船”也很重要,其深龍骨和雙層船殼可增加遠洋航行的穩定性。
福船(模型)?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福船是福建、浙江沿海一帶的尖底海船,且結構堅固、容量大、操縱性好,因此適合遠洋航行。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流船型,福船主要航行于西洋、南洋和東洋航線,并在中外沉船考古中多被發現,如“華光礁一號”“新安沉船”等。清代,作為福船中的一種,福州運木船曾在福州港、乍浦港、上海港之間運送福建產的杉木,以滿足江南地區建筑、造船等領域的木材需求。該船型以福建釣船為母型,并吸收其他船型的優點加以改進,取沙船、鳥船、蛋船之長,又與三者不盡相同,故稱為“三不像船”。
漕船(模型)?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漕船多為沙船,是從事漕糧運輸的船舶,大者航行于近海,中小者航行于內陸江河。明代漕船載重量一般在?500 石左右;清代順治八年( 1615 年)官府新造漕船,平均每艘載重 730-830 石。漕糧運輸是特殊的航運活動。唐宋以來,伴隨經濟重心南移,江南地區逐漸成為南糧北調的重要區域。明清官府將漕糧稱為“天庾正供”,經由大運河、江南及北上港口所開展的漕糧運輸,保障了國家正常運轉。
上海五桅沙船模型?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舢板(模型)?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舢板船是江南地區較為常見的小型木船,用作內河載人擺渡的工具,一般可乘坐?2-3 人;也常作為大型沙船、釣船、福船等“母船”的“子船”,用于救生、短駁等。
顧宇輝進一步指出,盡管從“水下考古出水的沉船更多是一些比較大的海船,陸陸續續也有內河船——但是無論從文物保存狀態,或者出土文物數量來說都不及海船”,但依然可以“從水下考古的沉船中,看出木船制造很重要的水密隔艙技術,以及平衡舵、海船舵的制造技術演變”。
長江航運與海絲的崛起
伴隨人口遷移及經濟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區發展為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縱橫交錯的水路也勾連出了港埠口岸城市的發展。
一方面,水運作為天然的交通渠道,運輸成本低。殷商卜辭中已經提到紂王征討人方,曾帥軍近萬人兩渡淮水。《太平御覽》也記載了武王伐紂時“呂尚為后將,以四十七艘船濟于河”的事跡。《爾雅·釋水》中也有對周昭王為運兵過江,三天內造船數百艘最終卻船散人亡的故事。水運頻繁也促成了人工運河的開鑿。
公元前?601?年,我國真正意義上第一條上規模的人工運河建成通航,此前,孫叔敖利用自然條件,把發源于湖北荊山南流入長江的沮水與發源于郢都附近北流入漢水的揚水聯通。此“云夢通渠”,“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云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如此一來,長江和漢江之間600多公里的繞行距離被經過郢都的直達運河所取代。
而大運河憑借其溝通南北、漕運貨運的強大作用,也經由歷代的開拓不斷孕育著沿岸各個城市的文化。京杭大運河最早可追溯至春秋吳國為齊國開鑿的邗溝,邗溝的修建使吳國的船只可以不通過沿海的風險與波折直接北上,也成為了大運河的首段。隋朝時隋煬帝開鑿貫通并大幅度擴修改建至都城洛陽,且連涿郡,元朝翻修時棄洛陽而取直至北京。明清之后,常年航行于運河上的船只,少則數百艘,多時三千余艘。
另一方面,陸上絲綢之路向海上絲綢之路的轉變也提升了沿海港口的地位,而“江南絲織業、制瓷業水平的提高和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為中國從“陸上絲綢之路”轉向“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貨源及航海技術的保障。”?顧宇輝說。
唐朝,揚州因其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獨特地理區位,不僅是國內南北水陸交通的樞紐和商品集散地,也是東南地區最為繁華的貿易都會和對外港口,并沿著海上絲綢之路遠銷蘇門答臘、爪哇、斯里蘭卡、伊朗等地。同時,地靠出海口的揚州,也有大量西亞人在此經商。
北宋政府對海上貿易整體持鼓勵態度,在?1160 年北宋政府開始對海外貿易施行限制措施并出臺高額關稅前,政府每年可獲得一兩百萬貫的海關收入。海上絲綢之路也使陶瓷超越絲綢制品,成為中國主要出口產品。寧波港也逐漸超越北方揚州等舊港口,成為海外貿易的港埠中心。
唐 越窯青釉瓷玉璧底瓷碗 ?寧波博物院藏
宋元時期的明州(慶元)港(今寧波)、元明時期的劉(瀏)家(今太倉)港等不但是對外貿易的窗口,也是對接江南腹地眾多內河港埠進行國內貿易、國際中轉貿易的重要口岸。明州港長期以來通航日本和高麗,也出土不少外銷的長沙窯、越窯等瓷器。為順應宋人斗茶風氣,產于江西吉安的吉州窯在南宋得以盛行,成為了遠銷海外的重要商品之一。其黑釉瓷也杯稱為“天目瓷”,日本、高麗等地也對此情有獨鐘。從慶元港出發,開往朝鮮、日本的中國元代“新安沉船”出水文物中有不少吉州窯瓷器。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民國二十三年( 1934 年)商務印書館
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宋?吉州窯黑釉如意紋瓷碗??寧波中國港口博物館藏
顧宇輝表示,“此次展覽選擇了三個江南地區的港口(太倉、上海、寧波)。江南歷史上孕育、演化出了大量的港口,到明清時期出現了很多市鎮,它同時也是一個小的航運樞紐。很多沿海的港埠需要腹地,海港很多都是直接與內河港口相通。在海運政策相對開放的時候,海港發揮的功能更大。如果說我們有海禁政策,海港的功能可能就會削弱。海港不僅促進了區域內比如說江南地區這個區域內物資的流通交流,它還促進了這個區域與區域之間,比如說江南地區與華北地區,江南地區與長江上游,長江中上游地區,我們整個國內的區域之跟區域之間,遠距離的物資、人員、信息交流。此外,還有轉口貿易,比如說華南的商品,因為吃水的問題,需要先把商品運運到上海港,再通過上海港轉運到北方去。”
元代高度開放,大力發展海上交通貿易,在太倉、上海、寧波等港口越發得以重視。元時華亭也由縣升府(今上海松江區),上海設縣,太倉成為貿易中心,號稱“六國碼頭”。劉家港位于貫穿太倉的瀏河,也稱瀏家港,始興于隋唐。
朱清(?1237?年- 1303?年,崇明姚沙人)和張瑄(?—1303 年,嘉定人)年少時販賣私鹽作海盜,后來一起歸附元朝,成為元代海運創始人。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 年),張瑄和朱清向朝廷提議漕糧海運,朝廷命其建造平底船只 60?艘。次年,兩人專管海道運糧,每年向大都運江淮糧米三百余萬石,以供應元朝皇室、政府,大大促進了該港市的發展。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起錨地就在劉家港,鄭和于?1405-1433 年間七次下西洋,最遠到達阿拉伯及非洲沿海。
元 龍泉窯青釉直棱紋罐??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太倉通蕃事跡碑拓片圖?蘇太倉瀏河鎮劉家港天妃宮“通蕃事跡碑”,記載了鄭和七下西洋獲神靈庇護之事。
航運帶來市鎮的興起
明清時期,雖然大部分時間均推行海禁政策,但不時也會出現反對海禁的聲音,市場的力量也為明朝最后百年注入了大量白銀,被認為是唐宋變革之后的“第二次經濟革命”。大多時候,受到國內貿易之需要,江南地區大運河口岸城市成為了萬商云集之地。長江下游的南京、揚州、蘇州、杭州等地也再次因國內貿易的發展成為商業大都會。這些商業中心同時也是金融中心,號稱擁有金融與信貸服務專家,比如金銀匠、錢商、當鋪老板,以及商業票據的專門交易場所和行商。
當涂縣漁鹽課鈔五十兩銀錠
明萬歷十一年(?1583 年)
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清末已沒有江南省這一行政建制了,官方的鑄幣上還出現“江南省造”的字樣,說明“江南”這個概念在當時,尤其是清代經濟社會生活當中的影響非常深遠。
光緒元寶江南省造乙巳當十銅元
清光緒朝(?1871-1908 年)
航運始終是江南地區的一個底色。航運活動不但孕育出上述大海港,同時也孕育了南潯、盛澤、周莊、同里、烏鎮、七寶等備受矚目的市鎮歷史文化遺產。顧宇輝說:“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市鎮大多數是區域性的水上交通樞紐,并與各自的府州、縣城都保持著密切經濟文化聯系。”
明清時期的江南市鎮催生了諸多新的經濟現象。第一是發達的市鎮促進了江南地區與海外市場的聯系,江南地區逐漸形成了一個外向型的經濟,如生絲、絲綢、棉布等商品外銷到海外之后,吸引了大量海外白銀流入中國。
第二是市鎮成為商品生產和交易的一個中心,吸引了大量人口的集聚。如著名的“徽商”,從徽州到蘇州、杭州、松江、上海等地經商,帶動了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展,形成“無徽不成鎮”“無徽不成典(典當業)”的局面。
汪裕泰茶葉木盒
民國( 1912-1949?年)
上海市歷史博物館藏
上海汪裕泰茶莊,創始于清咸豐年間,創始人為徽商汪立政,祖籍徽州績溪
第三是江南地區市鎮之間形成密集的市鎮網絡,這種市場網絡又進一步促進了整個區域經濟的一體化發展。“這個展覽想通過商人、航商所開展的航運活動及所販賣的商品來表達一個主題,內在的市場化的力量促進了江南整個區域的一體化發展,也促進了專業化市鎮的形成。”?顧宇輝說。
第四是專業化市鎮的出現。比如從事專業化絲織業的市鎮有南潯、烏青、菱湖、震澤等;從事綢業生產的盛澤、雙林、王江涇等;從事棉業、布業專業化生產的新涇、鶴王、七寶鎮,南翔、羅店、朱家角、朱涇、楓涇鎮等;朱涇鎮是明清時期聞名全國的棉布集散基地,南潯是湖絲集散地,有“湖絲遍天下”美譽。還有從事糧食業、鹽業、筆業、竹木山貨業、刺繡業、榨油業、漁業、編織業、刺繡業、海運業、造船業等專業市鎮。
輯里湖絲
晚清民初
南潯輯里湖絲博物館藏
此件真絲屬于純手工繅絲,是晚清民初南潯農戶家壓箱底的物品。手工絲是當地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如家中有急事需要錢財,就可以直接把藏在箱子里的生絲換成銀兩,生絲也成為當地民眾經濟生活中的“硬通貨”。
航道上的商旅
以明清代杭州灣乍浦和海鹽為例,這兩個鎮是此期杭州灣兩大海運市鎮,吸引了當時的沿海特別是福建商人、寧波商人,以及日本南洋商人,促成江南地區與區域內外商品貿易的發展。
這些商人不僅跟隨航運路線往返市鎮、港埠經貿南北、販賣“東西”,承載起江南地區與其他區域的商品物資交流。同時他們對貴族生活方式的效仿,也刺激了士族文化的商業化以及對藝術、古董、書籍和家具的奢侈消費。
商人也會通過捐納制度來實現變相地成為新的士族。顧宇輝補充道,“傳統商人通過捐納制度,比如報效朝廷,報效地地方官府來獲得虛指的官銜。也是因為他走不了科舉仕途。于是通過這種捐納制度,來實現變相的光宗耀祖”,以及在參與漕糧海運的過程中,“朝廷也會根據他們每次每年參加漕糧海運運輸的米石的數量,會給他們一個虛的官職官銜”。
除此之外,參與慈善也可進一步提升商人的社會地位,舟船商人們“每次出港按它船舶的梁頭的大小分為大船、中船、小船,要捐贈些錢給社會慈善機構。當時的慈善機構有收留棄嬰的育嬰堂、關注沒生活來源社會弱勢群體的全節堂。”
商人發家致富之后,也會重視對后輩子侄的文化教育,提升自己或后代的社會形象,并獲得社會的認可和尊重。比如說沙船商人郁松年( 1821-1888?年)因經營船塢和造船實業,家資巨富。性好讀書,特別嗜好書籍收藏,不遺余力的收藏中國傳統典籍,計有數十萬卷之多,并刊刻成《宜稼堂叢書》,成為清代咸同年間首屈一指的私人藏書家。這對于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推動的作用,同時也提升了整個家族的社會影響力。
在航行途中,商人也會編寫“經商攻略”。商人們根據個人需要編寫商編路程,同治十二年( 1873 年),在上海經商的婺源理坑人余岱雯,由新安江輾轉返回婺源,寫下了《徽浙水程詩》二十首,對水路沿途的地名作了詳細描述。這些詩歌是其在旅行中有感而發所創作,由于描寫生動,便于商人記憶,后在徽商中得到廣泛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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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帆風順》
1918 年
復旦大學王振忠藏
顧宇輝進一步說明,商人群體包含的范圍還是比較廣的,這次展覽重點展示的是與航運活動關系密切的商人群體。這部分商人其中選了兩個類型,一類是徽州商人,另一類是寧波幫航商。徽商方面,選取徽州海商汪直,他亦盜亦商,當然對他的評價歷來爭議也比較大。也有普通的徽州商人,他從徽州沿新安江、富春江、錢塘江水道把徽州包括在江南地區的商品,如湖筆、歙硯、宣紙、曹素功歙墨等文化用品,還有諸多其他商品貨物,在區域內外進行販賣。
抄手歙硯
宋代( 960-1279 年)
宣城市博物館藏
寧波幫商人方面,展覽選取寧波北侖區的小港李家的李也亭、三北輪埠公司的虞洽卿及“世界船王”董浩云。
青年董浩云 22?歲留影
虞洽卿照片
李也亭的生平經歷很有代表性,在開埠之前?1821 年的時候, 15 歲的他從鎮海的小港到上海南市曹德大糟坊學習經商。在做學徒的過程中,他發現沙船把江南棉布等手工業制品運到北方去,然后再從北方把豆麥等北貨運到上海,這是當時一項很賺錢的買賣。他通過前期的經營,自己置辦了多艘沙船,并設立了久大沙船商號,并在上海老城廂沿浦地方建筑了專用碼頭。為滿足沙船貿易所需的資金問題,他還籌辦了多家錢莊。積累了龐大家產家業之后,他的家族逐漸移居到上海,沙船業衰落之后家族又向現代工商業進行了轉型。
民國“三北輪埠有限公司”船用磁盤
中國航海博物館藏
寶順輪(船模)
浙江省寧海縣行舟致遠海事博物館藏
中國第一艘民營漕運護衛艦。船舷兩側各設置一個明輪,是?19 世紀上半葉輪船采用蒸汽動力后、螺旋槳出現之前,船舶常用的推進裝置。清咸豐初年,太平軍占領南京,漕運受阻,朝廷擬將江南漕糧通過海運運往京師。此時江浙等沿海海盜橫行,阻滯了漕糧海運。旅滬著名沙船商人李也亭聯合其他寧波航商集資七萬銀元從英國人處購買了一艘蒸汽輪船,并改裝上槍炮,用以緝捕海盜、維護漕船航行安全,該船就是“寶順輪”。如今在寧波三江口的慶安會館(又名浙東海事民俗博物館)內,豎立著一塊由清人董沛撰寫的《寶順輪船始末》石碑,開篇首句為“中國之用輪舟,自寧波寶順船始也”,這是清代寧波地方文人給予“寶順輪”的至高評價。
江南不僅是人們熟知的小橋流水,也不僅是縱橫交錯的水網,更不限于商賈云集,其背后深刻的社會政治意義在于長三角一體化的歷史淵源和文化認同,在于從長三角地區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開放胸襟和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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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 中國航海博物館提供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