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從中國史來往世界史去

《文化的江山》一書，初版于2009年，分為上、下兩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書的副標題是“重讀中國史”。

因此，這兩卷的內容，主要還是“中國史”，重點放在“重讀”上。如何“重讀”中國的歷史？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興起的“反思史學”提出的一個問題。

那時，我們作為南開學子，通過思想史的學習，從“反思史學”中成長起來，在思想里，難免打上這個問題的烙印。

“反思史學”有兩本代表作，一本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還有一本是《中國的王權主義》。這兩本，都是我們跟著劉澤華師學習時，曾經親聆，并眼見其出版的，其中有些問題，我們還參與過討論。在討論中，我們發現，在“反思”的語境里，“重讀”中國歷史，讀到最后，終于還是難逃“中國的王權主義”。

何以如此？因為即使批判“王權主義”，也不得不采取對“王權主義”的陳述，依靠批判性的陳述，依然會局限在“王權主義”的邏輯閉環里，必須有建設性的陳述，才能從“王權主義”的語境淪陷中救贖中國的歷史。馬克思說“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我們跟著澤華師批判“中國的王權主義”，發現了什么？

我們發現，在中國歷史上其實存在著“兩個中國”。

一個是“王朝中國”，也就是二十五史里的那個中國，表現為朝代，一朝一代，短則十來年，長則二、三百年，在改朝換代中，一治一亂，循環不已，此正所謂“開卷不知有王權，讀盡史書亦枉然”，而“知有王權”，則不可不讀《中國的王權主義》。

還有一個中國，那就是“文化中國”，它的主體，不是王朝，而是文化，其載體，并非朝代，而是江山，也就是說，它以文化為主體，以江山為載體，故我們稱之為“文化的江山”。

如果說，在歷史的進程中，王朝中國的改變，主要表現為改朝換代，那么，文化中國呢？則表現為文藝復興，歷史的進步，歷數千年，通過一次又一次文藝復興運動表現出來。

于是，我們從文化中國的視角，用文藝復興的眼光，對中國歷史進行重讀，讀出了文化中國的士人的文化個體性，以及從中國歷史里生長起來的書生意氣，在歷史里詩意的棲居。

接下來，從2009年到2019年，用了十年的時間，我們開始了第二次“重讀”，這一次，我們接著“重讀中國史”，進入“重讀世界史”，因為，我們發現，文化中國從史前到現代，都是在全球化中成長起來，參與了從彩陶文化到工業文明的全時段的歷史性的建構，一萬年來的人類文明史，唯有中國，能一以貫之。

從史前文明到文明古國，世界出現了好幾個文明起源地，從東亞到南亞到西亞到北非，然后延伸到地中海沿岸，五千年過去了，那些在文明起源地崛起的文明古國，獨有中國依然屹立。

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它們早已喪失了歷史性，更遑論什么現代性了，它們只能作為考古學意義的歷史文物而存在，古印度亦然，自被雅利安人征服以來，就打破了文明的原生態，原住民哈拉帕人及其文化在世界歷史上出現了最早的“印第安化”。

“二希”文明，接踵而來，那又如何呢？于今觀之，古希臘人，其思想和文化還在，在歷史的進程中，仍可見其“現代性”，但它卻早已是族非其人、國非其國了，至于歐洲人號稱“我們都是希臘人”，那也只是文化認同，不過自嗨而已，即非血緣認同，亦非國家認同。而希伯來人呢？其國雖亡，然其族尚在，其教猶存，故其屢欲復興，折騰千余年，但終未能走出“出埃及記”的宿命。

放眼世界，縱覽古今，稱得上“千秋萬代”的，唯有一國，那就是中國，從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到二百年前的工業革命，不但在農業革命中先拔頭籌，而且在工業革命的歷史進程中后來居上，如此國家，只有一個，也只能有一個，此乃天選國。

蒼天有眼，獨留一國，作為人類歷史全過程的見證，若非天選，焉能在四大文明古國的行列里，發出為天下先的文明初曙之光，又能于軸心期的理性時代，以諸子百家的漫天星輝同古希臘哲人們的靈魂閃爍交輝相映，且以人同此心而遙相呼應？

我們今天可以說，人類文明的軸心期，是迄今為止的所謂“現代性”的生生不息的源泉，今人面對未來，難以確定，卻必做選擇時，往往回到軸心期，先做一道歷史的作業題——從古代的思想資源里去尋找“現代性”的先知，即“通古今之變”。

例如，當近代國家興起時，如何在新興的國家觀念里確立個人權利？于是，從古希臘人那里找到了“原子”，原子不可分割，成為永恒的獨立個體，其于宇宙，堪稱本體，其于國家，則為國體，其自發的偏斜運動，便成為了自由主義的源頭，進入到量子力學中，豈不也可以作為“測不準原理”的一個思想來源？

還有，萊布尼茨受了中國《易經》的啟示，發明了數學的“二進位制”，并以之演《易》，不但開啟了后來的計算機的算法原理，而且開顯了《易經》卦爻蘊含的“現代性”迷思。

諸如此類，我們不再一一列舉，總之，就一句話，凡是被軸心期的理性之光照耀過的民族，皆為天選之族。“二希”文明和中華民族，同為一時之選，可而今，一個族已不在，一個國已不存，唯我中華，天行健，自強不息，保國保種，以至于今。

不是還有印度嗎？我們為什么不提起印度呢？

是的，軸心期的理性之光亦曾蒞臨過印度，但它卻被基于國家信仰的婆羅門教以種姓制度優越不可冒犯而拒絕。

為追求眾生平等，佛教出走東土，也就是說，在印度出現的理性之光，未能取代婆羅門教，而普照全印度，在經歷了孔雀王朝和貴霜王朝兩個朝代的短暫輝煌后，便黯然出走了。

先至健陀羅，來與希臘化世界融合，不但以阿波羅為原型，再造佛陀，而且佛法中已經含有了希臘化的邏輯與哲學，以此向東，弘揚佛法，還將希臘化世界的影響，帶到了中國。

它來中國，來與理性之光——儒、道思想融合，先以老子化胡起了個“融合”的話頭，繼以莊禪合流，形成中國化的佛道同構，終于，儒道佛“三教合一”融入中國文化的主流。于是，我們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中，看到了一個美麗的場景——佛法東傳和華僧西行，且以敦煌開啟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文藝復興。

文化中國的三次文藝復興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三次比較大的文藝復興。

第一次從周公開始，由孔子完成，那是軸心期在中國進行的一次理性革命，出現了以“周孔之教”為標志的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相互動的文明樣式，由文化認同形成中國。

第二次文藝復興，便是通過佛化東土，將希臘化世界同漢家天下連接起來，蒙寵理性之光的天選之族，在中國漢唐盛世的西域里和平集結，異教之間，各得其所，沒有如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沖突”，只有文明的融合，以之發展了文化中國。

如果說第一次文藝復興，由我國族于周秦之間自發于中原，第二次文藝復興，起于漢唐盛世以佛法通西域，經由河西走廊和天山走廊，開辟出一條以敦煌為中心以絲綢為紐帶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長廊——絲綢之路，那么第三次，就回到江南，回到了絲瓷茶的原產地——從廬山到會稽山和天臺山的詩意空間。

宋明以來，是絲瓷茶，而非儒道釋，成為了令世界著迷并為之傾倒的“中國風”的標志。這一時期，中國早期工業化和城市經濟已然先行一步，從江南開始，“中國風”下南洋，下西洋，風靡歐洲，歐洲的回應亦來了——“西洋潮”！歐帆東渡，“到中國去”，開啟大航海時代，還有西學東漸，來與中國思想“會通”。

中西“會通”，徐光啟和利瑪竇開了一個好頭，他們合譯的《幾何原本》堪為代表。他們以此證明“孔耶同源，耶儒合流”，而且“知行合一”，各自都將自己的身份“會通”了，利瑪竇以傳教士穿戴儒生衣冠，徐光啟以儒生而為基督徒，此二人者，惺惺相惜，哪有什么“文明的沖突”？有的只是“中西合璧”。

如果說“中國風”吹拂了歐洲啟蒙運動的漣漪，那么“西洋潮”則激蕩了中國第三次文藝復興運動的波瀾，中西會通，中西合璧，中體西用，成為了這場全球化運動的三個關鍵詞。

它們不但表達了運動本身的邏輯——由“會通”而“合璧”，由“合璧”而分“體用”，而且反映了運動的階段性訴求，從晚明西學東漸中，徐光啟提出“中西會通”，到清初樸學興起，阮元立宗旨“實事求是，中西合璧”，至晚清，張之洞基于樸學，而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遂以“實事求是”立“中體”，以“中西合璧”求“西用”，其學術與政治，一并指向了“君主立憲”。

故其所謂，不離王朝中國，仍以“君主”為“中體”，而其所指“西用”者，則從洋務運動出發通往“立憲”之路。

然其時也，共和方至，民主當立，湘鄉南皮諸公，雖得風氣先，但其欲以“西用”挽狂瀾于既倒，救國朝于當下危傾中，故仍以“君主”為本，奉為國體，以法治為用，尊為國用。

但他們都忘了一點，那就是一代王朝的“君主”，從來就非“中體”，充其量只能做個“中用”，何以言之？曰：所謂“中體”者，乃以文化中國為“體”，所謂“中用”者，則以一代王朝為“用”，如此安排，便基于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結合的初心。

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結合，其意識形態的自覺，始于殷周之際。殷周之際的革命，不光以武王伐紂，行改朝換代，還有周公“制禮作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文藝復興。

數百年后，孔子又“夢見周公”，表示“吾從周”，往周人的禮樂規范中，注入其仁義的精神，繼《詩》《書》之后，自作《春秋》，以天子紀年，以王道著史，不但于歷史進程中發明王道原則，且于當時國際關系中確立《周禮》準則，這是他一個人的文藝復興。周公以國體，孔子以個體，二者相結合，形成了一個文明的樣式，那就是使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一體化的“周孔之教”。

秦漢之際，秦以“皇帝”立國，行中央集權制，故其僅知有王朝中國，而不認同于王朝中國外還有文化中國在，遂以“君道同體”和“天王合一”建制，加以“法術勢”并用，就如同秦以“統一”兼并六國那樣，還要以“大一統”兼并文化中國。

秦之夭亡，亡就亡在，其欲以王朝中國兼并文化中國，忘了中國根本在于文化，如若文化不存，則國將焉附？

曰“得民心者得天下”，然其所謂“民心”者，何也？豈非人民之認同乎！不得“民心”，沒有人民認同，國家就會解體，所謂“認同”，其來有三：曰血緣認同，此為世襲制來源；曰權力認同，此為君主制來源；曰文化認同，此為“民心”之來源。

前二者，立定王朝根本，但這不夠，還要有文化中國的“民心”來撐腰，一代王朝能否確立，“民心”最重要，而所謂“民心”者，則以其文化認同自成一國，我們叫它“文化中國”。

漢初，劉邦自詡“馬上得天下”，陸賈懟之以“詩書治天下”，凸顯了兩種不同的立場，前者是王朝中國立場，后者是文化中國立場，一代王朝，安然與否，便取決于兩種立場的協調，陸賈《新論》一出，劉邦祭孔，開了漢初文藝復興的一個好頭。

漢家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最偉大的成果，便是太史公和他的《史記》，其悲慘命運，也帶有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沖突的印記，太史公寫史，是為文化中國寫史，而非為一代漢朝。

我們因此才能聽到兩千年前中國農民發出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吶喊，這一聲吶喊，頒發了中國歷史上一個顛撲不破的“民心”的律令，居然撼動了一代王朝，給“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宏大敘事，提供了“第一個”此言不虛的歷史的注腳。

此外，還有《刺客列傳》，風塵下，草莽中，古道邊，聽從“民心”的律令，朝著暴政和強權，發出致命一擊，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狂飆我民族之血性，普世以中國的俠義精神。

更有《貨殖列傳》，兩千年前的一篇自由主義的經濟學文獻，開篇就用老子，起了個“小國寡民”的話頭，對一代王朝，提出了“無為而治”的要求，放開權力支配經濟的束縛，滿足“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需求，讓人民在人性好利的自發性中，開足追求財富的馬力，由此而展開了一幅中國經濟地理的藍圖，地大物博，為實現國民財富奠定了自然基礎。

在文化中國的愿景里，要減少國家干預，理想的狀態是，讓國家“無為而治”，而這一點，被當代的哈耶克發現了，據說，他在與凱恩斯的辯論中，就引用了老子說的“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化”，以自發性作為市場經濟的第一性原理。

太史公與哈耶克，彼此間，雖然隔著東方西方，隔了兩千多年，但他們的思想卻那么有緣，有緣千年來相會，此刻，讓我們重啟太史公之靈于當下，來與那自由的靈魂哈耶克相會。

接下來，不妨打開文化中國的歷史版圖，來看縱橫其中的三種力量：其一農民起義的力量，與儒家革命相結合，形成了改朝換代的歷史道路；其二刺客的力量，江湖一聲吼，開辟了中國俠義精神的道場，奔騰著替天行道與民族救亡的力量；其三商業的力量，基于人性好利，推動文化中國生長，成長為全球化的力量，絲綢之路，白銀時代，還有工業革命前那資本主義的萌芽呀！

一代王朝的命運，往往取決于其與這三種力量的此消彼長，若能與之互動，形成合力，就能開啟王朝盛世，如若內卷，且與之沖突，衰落就開始了，于是乎，改朝換代便接踵而來。

太史公：文化個體性的歷史版圖

還有一種更為深邃的力量，便是先知的力量，經由文化的個體性而開顯，我們讀《太史公自序》，便深感于此，太史公以之成就他一個人的文藝復興——“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開啟了他從文化的個體性到文化中國的命運歷程。

太史公以其文化個體性對抗“今上”，在王朝中國里，他的自由意志，被“今上”——漢武帝無情的“閹割”了。

可在他的“域中”——《史記》里，他才是自立的王者，不可一世的“今上”，在其筆下，也被他“去勢”了，史官文化里常見的諸如“雄才大略”之類的雄性激素式的表達不見了，有的只是關于天子“游仙”的滑稽，皇帝“封禪”的猥瑣。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今上”開疆拓土擴展了漢家天下的版圖，太史公也繼周公、孔子之后，進一步擴大了文化中國的歷史版圖，周、孔二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太史公以《五帝本紀》更進一步，“祖述”至炎、黃二帝，還建立了一個有關“炎黃子孫”的譜系，為文化中國提供了“文化認同”的依據。

漢人都說，孔子著《春秋》，是為漢家立法，太史公當然也這么認為，但他的思想，更傾向于老子，在政治上，更傾向于“黃老之治”，而非“獨尊儒術”。他也尊孔，卻把儒家與其他各家置于同等地位，其《論六家要旨》言“六家”各有其用，不可偏廢，與“罷黜百家”可謂針鋒相對。然而他卻是孔子的擁躉，一位真正的追隨者，表現為尊孔不尊儒，繼《春秋》而作《史記》。

他從孔子那里，“取法”了什么？乍一看，似乎沒什么，觀其體例，《春秋》是編年體，《史記》為紀傳體，各有各體，與孔子無關，觀其內容，亦與《春秋》迥異，各有其內在價值。

《春秋》是中心化寫作，要突出中心思想——王，其宗旨，即所謂“春秋大義”，也就是“尊王攘夷”，所謂“春秋筆法”，不過基于王道的“褒貶”二字。而《史記》的寫法，是去中心的，從《五帝本紀》到《今上本紀》，有哪一個王朝是中心？

其于當朝，從痞子高祖到霸道今上，他都不以為然，將目光轉向歷史幽暗處，去發現社會底層農民的抱負，去尋找隱于江湖市井的刺客的俠義之光，去欣賞熙熙攘攘的商賈經營天下的人性飛揚，與其贊美一代帝王厚黑學的成功，他寧可去追捧掀天揭地率性而敗的英雄，與“克己復禮”的“春秋筆法”不同，“史記筆法”向我們展開了一道自由平等、令人回腸蕩氣的歷史長虹。

從英雄“胯下”受辱到“今上”封天禪地，可謂極盡其態，從鴻門宴上小人逃逸到烏江邊英雄自刎，在歷史的天平上，孰輕孰重？不以等級論高低，故以農民與圣人同框，陳涉與孔子并列為世家，不以成敗論英雄，故以劉邦與項羽共立于本紀。

看似如此不同，但有一點靈犀，從《春秋》直透《史記》，那就是史家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孔子以一介布衣指點王權，以王道為王立法，終于成為了文化中國的“素王”，此為太史公所追隨者，但他的《史記》，并未使他成為可為“萬世法”的“素王”，而是成為了堪為千古一嘆的“史家之絕唱”的“項羽”。

項羽之后，再無項羽，《史記》之后，再無《史記》。史官文化中的史家，都去為王朝寫史了，以《資治通鑒》為代表，為帝王提供“資治”，“春秋大義”不明，《史記》遂成絕學。

兩千年前，太史公繼《春秋》而作《史記》，兩千年后，今有我輩，愿以畢生繼《史記》而以文化中國寫史，不但以文化中國立場來寫中國史，而且要用文化中國來寫一部世界史。

今天，我們重讀《春秋》，《春秋》是一部國別史，反映了孔子的世界觀，而《史記》則更是一部以文化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史，凡其視野所及，皆囊括于筆下，觀其為匈奴、大宛諸國立傳可知也。當今之世，全球化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自大航海以來，拍打了中國三百來年，大浪淘沙，淘汰了列強，一代又一代，其時船堅炮利者，而今安在哉？唯我中華，依然屹立于世界。

三百年的抗戰，背后有著三千年的文明底蘊，三千年的底蘊，包含了五千年來以中國先民為代表的人類文明的終極理想，“天下為公，人類大同”，成為新的“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一展其文明的力量，在全球史的新生代重構中，讓文化中國開講。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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