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王雅潔 2月5日，春節后復工第一天，老劉走得飛快，正趕去和新能源企業的朋友們碰面，討論新的投資靈感。

距離他的汽車越來越近時，他轉頭說：“我希望成為一名真正的獨立民間投資人。”

這個決定他醞釀了多年。

早在2015年股災時，彼時老劉身為一家國資證券部門負責人，接連遭遇公司聲譽受損、業績下滑，他第一次萌發離開國資系統、投身市場自己單干的念頭。

危機之中，他帶領團隊完成了一項復雜的國有資產變更項目，在集團的要求下，展開了史上首次管理模式的調整。調整暫告一段落后，老劉決定再觀望一下。

這一觀望，又是好幾年。

近三年來，隨著宏觀經濟形勢、資本市場的多重變化，老劉感受到了新的壓力。

以考核為例，他愈發感到，國資金融系統內的考核機制過度復雜。

目前，國資監管部門越來越重視客觀化指標（對國有企業及其投資工作者進行績效考核時，采用可量化、可衡量、不受主觀因素影響的硬性指標），這類指標固然有其優點，在老劉看來，也在限制國企的創新能力和市場決策效率。

新的一年，他已經正式告別工作近30年的國資系統，成為一名自己創業的民間投資者，他還帶領現在的新團隊，擬開發一套區域股權市場新型區塊鏈系統。

初戰

1999年，老劉大學畢業。

回想起畢業找工作的場景，他認為自己“很特殊”。

在他畢業前一年，中國經濟改革來到了甚為關鍵的1998年，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迫切需求，中國政府在國企改革、宏觀經濟政策調整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其中包括國企改革三年“脫困”的啟幕。

在老劉和他同學的眼中，當時國企并不受關注，外企才是年輕人的優選。

老劉和他的同學們，紛紛擠在寶潔、摩托羅拉這些外企招聘點位前。從薪資上看，1999年外企月薪可達2000元左右，同期國企只有幾百元，公務員工資更低。

遺憾的是，老劉沒有拿到外企的offer，退而求其次進了國企，成為了一名儲蓄出納。

他的職業生涯由此開端。

一開始，他被分配到基層支行從事信貸業務。入職初期，他主要負責處理企業貸款申請，評估企業信用狀況，撰寫貸款調查報告，協助完成貸款審批流程等。

在基層支行的幾年里，他積累了豐富的信貸業務經驗，熟悉了銀行的內部流程和風險控制體系。

他通過實際操作，了解了不同類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風險，學會了如何評估企業的還款能力和信用風險。利用業余時間，他不斷學習金融專業知識，考取相關專業證書，以期提高自己的專業水平。在與企業客戶和銀行內部人員的交往中，他也積累起一定的人脈資源。

在一次大型企業的貸款項目中，他迎來了一次職業生涯的轉折點。

憑借著敏銳的市場洞察力和扎實的專業知識，他識別并規避了潛在的信用風險，為所在企業提供了合理的融資方案，保障了銀行的利益，自此在系統內一舉成名。

從那以后，他被提拔為信貸部副經理，負責管理團隊，統籌信貸業務的開展。

時間來到2005年，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老劉所在的國資銀行開始拓展投資業務。憑借在信貸業務中積累的風險管理能力和專業素養，他又被調入投資部門，負責銀行債券投資和固定收益業務。

在投資部門，他帶領團隊研究債券市場，不僅關注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還參與企業債和中期票據的投資，通過資產配置來優化投資組合、降低投資風險。

他推動銀行在固定收益領域業務創新，嘗試引入資產證券化等新型金融工具，參與設計并推動其所在銀行的首單資產證券化項目。

老劉開始在投資領域漸露鋒芒。

股災

很快，變數來了。

2015年股災期間，滬指從6月中旬的5178點斷崖式下跌至8月中旬的2850點。

老劉所在的國資證券企業也受到巨大沖擊，公司高層人事巨變，業務受到嚴格監管。

他所在的團隊原本計劃在牛市中通過融資融券業務擴大規模，但由于股災發生，市場信心崩潰，融資融券業務量大幅萎縮，許多客戶因虧損而減少或停止了融資操作。

提起那段時間，他對監管部門的嚴格審查印象深刻。

老劉所在的單位是行業頭部券商之一，受到的審查更為嚴格。他所在的團隊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合規自查，才確保業務操作符合監管要求，避免因違規行為而受到處罰。

他所在的團隊整體業務受到嚴重沖擊，公司內部進行大規模調整和整頓。跟隨老劉多年的團隊成員陸續離職，業務拓展計劃被迫擱置。他個人的職業晉升也受到影響，原本計劃的項目和業務創新因市場環境和公司內部調整而無法順利推進。

這一切，都給老劉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他不僅要面對股災期間市場的劇烈波動，還要面對客戶因虧損而產生的不滿情緒。

老劉登門拜訪老客戶時，不斷遭遇閉門羹，再融資項目也陷入困境。

雪上加霜的是，他所在的證券企業，評級連降兩級，這意味著其喪失了部分只允許A類評級券商開展的業務資格。

上述壓力讓他開始反思自己的投資理念和職業規劃。在高杠桿和高風險的市場環境下，他需要走一條新路。

股災之后，他將“風險控制”提到了首要位置，不再單純追求高收益。

這種理念的轉變延續至今，讓其在之后多年的投資工作中，始終更傾向采用多元化的投資策略，降低單一資產的風險暴露。他變得更加重視市場趨勢的研究和分析，避免因盲目跟風而導致投資決策失誤。

危機之中，他帶領團隊進行多輪整合，艱難地重塑市場信心，舉辦了數場投資策略會、發布研究報告會，試圖向投資者傳遞不錯的市場信號，幫助投資者理性看待市場波動。

同時，他花費了很多精力去維護客戶關系，向客戶解釋市場波動的原因以及公司采取的應對措施，努力重建客戶對公司的信任。他還需要幫助客戶調整投資策略，降低風險，以應對市場不確定性。

這一次沖擊，對老劉的職業生涯影響巨大。在這一年，老劉第一次萌發了離開國資系統的念頭。

不過，即便如此，他還是扛過來了，繼續留在國資系統內。直到考核方式的變化，給他帶來新的挑戰。

離開

在國資系統內摸爬滾打近30年后，老劉終于下定決心離開。

讓他壓力最大的一點是“過度復雜的考核機制”。在老劉看來，目前的考核方式，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國資創投機構的創新能力、市場決策能力。

從管理體制上看，老劉認為國資系統內的決策流程相對繁瑣，投資決策往往需要經過多層審批，導致決策效率低下，難以快速響應市場變化。

從激勵機制上看，老劉認為國資系統內的激勵機制相對不足，薪酬待遇有限，難以充分調動投資工作者的積極性。晉升空間也相對有限，尤其是中高層職位的競爭激烈，部分人才難以獲得進一步職業發展。

而且，國資系統內資源分配存在不均衡現象，部分優質資源集中在少數核心部門或項目中，其他投資工作者難以獲得足夠資源支持。國有風險投資機構增值服務能力也相對較弱，難以通過投后管理為投資項目提供有效的增值服務，影響投資項目的成功率。

以上種種，都是促使其離開的原因。

2025年，老劉給了自己一個新身份：獨立民間投資人。

他設想，成為獨立民間投資人后，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投資理念和策略進行操作，無需受到機構內部的短期業績考核和復雜利益關系的影響。

成為一名獨立民間投資人，還能讓他更專注于自己真正感興趣的領域，如長期價值投資、特定行業的深度研究等。

他還嗅到了政策紅利的信號。

近三年來，有關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民間投資的發展，強調打破公共領域民間投資壁壘，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例如，在基礎設施、社會事業等領域，政府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投資，為民間投資人提供更多的機會。

但是，現實并非像老劉想的那么簡單。

他與地方政府商談過程中發現，不止一家地方政府，依舊希望國資參與，而且最好是本級國資參與。

種種跡象表明，多個投資領域早已被國資主導。2022年下半年開始，民間股權投資就在斷崖式下跌，民營私募基金普遍面臨很大困難。

逆境之中，老劉還是看到了新的機遇。

他認為，隨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升級，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在金融領域廣泛應用，新興產業如科技金融、綠色金融等領域展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這些都為獨立民間投資人提供了豐富的投資選擇。

下一步，只要他靈活調整投資策略，緊跟行業趨勢，敏銳參與到新興領域發展中，還是有希望獲取更高的投資回報。

老劉還帶領現在的新團隊，基于之前國資金融系統內攢下的經驗，擬開發一套區域股權市場新型區塊鏈系統。

他表示，可以去香港、新加坡等申請數字資產交易所牌照，通過上述新型區塊鏈系統篩選出優質公司并將其上鏈，便能吸引更多境外投資者。

新的一年，離開國資系統的老劉，對自己提出的職業要求是：不使用杠桿、不依賴融資，用自己的資金投資，有能力為自己的虧損負責。無論市場環境如何變化，都能自己承擔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