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宋笛/文 一

2025年2月17日，民營企業座談會在北京召開。

參加座談會的企業家包括任正非、馬云、馬化騰、雷軍、劉永好、南存輝、虞仁榮、王興等。

這是繼2018年11月1日那場民營企業座談會后，又一次在關鍵時點召開的民營企業座談會。

2018年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的背景是：自2016年以來，宏觀經濟政策不斷調整，一部分負債率較高的民營企業在發展和轉型過程中遇到了問題。進入2018年，股市的持續下跌導致部分企業面臨股權質押風險，使得問題進一步顯化。

經營上的壓力，疊加輿論場上“民營經濟離場論”的言論，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受到了影響。

在座談會召開之前，一系列紓困政策已經釋出。2018年11月1日召開的座談會更接近一次針對民營企業家心理和思想上的“紓困”，為民營企業發展提供了一顆“定心丸”。

座談會給出的判斷是：民營企業發展遇到的問題，是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客觀原因和主觀原因等多重矛盾問題碰頭的結果。既有國際環境變化的結果，也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結果，同時，也是政策落實不到位的結果。

為了推動民營企業發展壯大，座談會提出了六個方面的舉措：一是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是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三是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四是完善政策執行方式；五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六是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座談會召開后不久，股市觸底反彈，并迎來了一波上行走勢。

在2025年2月17日座談會召開之前，中國經濟也面臨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復雜嚴峻形勢。國內需求不足，部分行業“內卷”加劇，一些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工業企業利潤下滑。民營企業在經營和發展上面對新的考驗。

另一方面，2020年以來，部分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未能準確把握“時度效”，導致了“合成謬誤”。雖然高層及時進行了糾正，但其余波仍在。

此外，因財政壓力加大，一些地方出現了“逐利性執法”。這種行為不僅危及部分民營企業家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損傷了他們的信心。

在本次座談會召開前，政府已經出臺了一攬子“增量政策”，部分政策已取得較好的效果，市場壓力有所緩解，信心也在逐步恢復。不過可以預期，新的一年，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較多的內外挑戰，需要未雨綢繆。

2025年2月17日的民營企業座談會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召開的。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強調，當前民營經濟發展面臨的一些困難和挑戰，總體上是在改革發展、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是局部的而不是整體的，是暫時的而不是長期的，是能夠克服的而不是無解的。

二

2018年11月1日的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參會的民營企業家包括劉積仁（東軟集團）、魯偉鼎（萬向集團）、王小蘭（時代集團）、孫飄揚（恒瑞醫藥）、劉漢元（通威股份）、談劍鋒（眾人科技）等。

與2018年11月1日的民營企業座談會相比，本次座談會的參會企業在硬科技領域的含量更高，企業家群體也呈現出更加年輕化的趨勢。其中，兩位新一代企業家頗受關注：宇樹科技的創始人兼CEO王興興和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

如何理解其中意味？

2018年，沖擊民營企業信心的一種觀點就是質疑民營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

當時的一種觀點認為：民營企業只能做些小創新，而無法承擔起“大”的創新業務。在中美科技競爭的態勢下，以往更重視應用層、面向消費者和民生領域的民營企業應該退后，由大型國央企來挑起科技創新的大梁，或者認為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不僅是一種所有制的區分，更意味著某種產業鏈上的分工。

這類觀點不僅在理論上值得商榷，隨后幾年的實踐也證明了這類觀點的偏頗。

從華為到大疆，從比亞迪到DeepSeek，民營企業不僅能進行“小”的創新和應用層面的創新，還能進行“大”的創新，進行0到1的顛覆性創新。

在兩次座談會召開的7年間，中國的民營經濟正在經歷一系列新的變化。

第一，民營企業的能力邊界正在不斷擴展。

從攻克“卡脖子”技術難題、在新興產業中形成比較優勢、到礦業和制造業的全球化布局，民營企業的能力邊界正在從下到上，從小到大，從舊到新，不斷擴展。

民營企業已經不僅限于服務好“民生”領域，也能支撐起“國計”。過去認為民營企業在創新能力和重資產投入方面存在短板的觀點，正在被證偽。

在過去的七年里，民營企業用發展的事實證明，只要沒有人為限制，中國民營企業就有能力、有潛力在大部分領域取得全球化的競爭優勢。

第二，民企與國資之間的關系也在出現新的變化。

國有和民營的關系不再僅僅是國企和民企間的產業競合關系，國資也可以通過投資具有競爭優勢的民營企業來推動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并實現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國資和民企之間找到了一種新的融合模式。

地方政府推動國資創投就是其中一例。地方國資與中國科技民營企業的緊密合作，不僅擴大了國資的影響力，也推動了一批科技企業的發展。杭州“六小龍”中的數家都有杭州本地國資基金的投入。

新的發展趨勢改變了對民營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作用和地位的傳統認知，也為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提供了新的實踐樣本。

可以說，從2018年至今的7年時間，是中國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發展“升維”的七年。民營經濟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五六七八九”的數量占比上，更體現在質量維度。部分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已經明確提出，民營經濟是當地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

本次座談會的召開以及參與企業的“更新”，已經顯示出政策層面對這種深刻變化的洞察。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強調，新時代新征程民營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大有可為，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正當其時。

三

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大顯身手，期待政策的強力護航。

習近平在座談會上表示，要堅決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各種障礙，持續推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各類經營主體公平開放，繼續下大氣力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著力解決拖欠民營企業賬款問題。要強化執法監督，集中整治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亂查封，切實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民營經濟迸發的創新活力，既源于其自身的長期積累和厚積薄發，也與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有關。

特別是2023年以來，隨著“民營經濟31條”的出爐、民營經濟促進局的成立以及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的加速，民營企業面臨的制度環境有了較大的改善。

但也應該看到，目前民營企業在公平競爭、融資、賬款、法治環境等方面，依然面臨較大挑戰。

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營企業的發展。

一個值得關注的數據是：近年來，中國民間投資增速不斷下降。2023年和2024年，民間投資同比增速均為負值。2024年，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僅為50.1%，降至2012年公布民間投資數據以來的最低點。

民間投資走低與宏觀經濟走勢、房地產市場的變動有關。但從2015年以來，民間投資增速就開始呈現放緩的跡象，且放緩幅度明顯超過國有投資。

固定資產投資被視為企業家的“信心指數”。這說明限制民營企業投資、影響民營企業預期的因素持續存在。

總體來看，這7年間，隨著各類政策的推進，顯性的針對民營企業的政府行為已經較少，但一些雖不直接針對民營企業，但從實際效果看，依然波及民營企業的政府行為仍較大范圍地存在。

比如部分地方政府或相關機構為了“避嫌”，在招標時設置特殊條件，將民企排除在外。因此，在很多行業形成了國企總包、民企分包的格局。

從實踐來看，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權益被侵犯，很多時候就是因為這類地方政府疏闊的治理能力和“柿子撿軟的捏”的心態，導致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打了折扣。

另一方面，不同行業的民營經濟面臨的情況也更為復雜。

比如科技型民營企業正在成為各地的“座上賓”，能夠享受到“綠燈行”的待遇。但科技型民營企業在民營企業中占比較小，大量涉及“衣食住行”的民營企業依然面臨較多的挑戰，在融資渠道、營商環境方面往往遭遇“紅燈”或“黃燈”。這些企業實際上在解決就業和擴大內需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追根溯源，這些隱性問題的屢禁不止，往往指向了我們在市場化和法治化建設方面的欠缺之處。比如“遠洋捕撈”“逐利性執法”行為的出現，其動機固然與地方政府財政壓力相關，但這些不當行為的存在本身也說明了地方法治建設仍有空間。

因此，要進一步激發民營企業的活力，實現對企業的“一視同仁”，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系列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更重要的是沿著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設計的改革路線圖，持續推進市場化和法治化建設，在制度建設中找到長久解決之道。

一切都是進行時。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將于2月24日至25日舉行。在這次會議上，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將迎來二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