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剛/文 工業(yè)革命——問向中國

“工業(yè)革命”的彩蛋，何以未落到中國人的頭上，而被英國人撿到了，難道這也要歸功于那只“看不見的手”？

其實，這個問題，不光針對中國人存在，對于世界各國都同樣存在，為什么不問向法國、德國，問問它們，如果沒有英國起頭，它們會不會也自動發(fā)生“工業(yè)革命”？可沒人這樣問它們，問了，也問不出什么結果，對于它們而言，這無需回答，因為，上帝就是這樣安排的，它們只要接受并追趕上去，就好了。

還有荷蘭，本來，最該問一問的，便是荷蘭，何也？蓋因其先于英國成就其海上霸業(yè)，而且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民主制度的建設方面也領先于英國，尤其造船工業(yè)和海運業(yè)更是遙遙領先，但即便如此，也沒人對它一問：何以未發(fā)生“工業(yè)革命”？偏偏問向了中國，問向了中國人的青花瓷一般優(yōu)雅而敏感的心靈。

不能碰啊！不要讓問題碰壞了中國人的心，五千年來，惟此一敗，是中國文明的失敗，敗給了英國的“工業(yè)革命”。

對于王朝失敗，中國人早已有了思想準備，歷史上不乏經(jīng)驗教訓，諸如明君昏君、忠臣奸臣、君子小人等，無論緣于本地內卷，還是來自異族入侵，朝可改，代可換，但都必須在中國文明的建制里“奉天承運”，以文化認同獲得權力來源的正當性。

可英國人來了，沒來改朝換代，這與傳統(tǒng)不一樣，反而讓中國人破防，難免忐忑一問：它來干什么？想來中國做皇帝，就必須接受中國文化，可它不想接受中國文化，那就把中國變成像印度那樣的殖民地吧，即便如此，也得先來改變中國的文化。

用民主與科學，用市場經(jīng)濟和工業(yè)革命，居高臨下，打壓中國文化，企圖從根本上撬動中國，使中國文化殖民地化，但結果卻是，王朝中國雖然被它打趴了，可它卻反而加速了文化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深化了文化中國現(xiàn)代化的“第三次文藝復興”。

“第三次文藝復興”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晚明“中西會通”，由徐光啟和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開頭，第二階段，是清初“中西合璧”，是以阮元為代表的考據(jù)學的追求，第三階段，是晚清“中體西用”，以張之洞為代表，但他仍以王朝中國為體，持君主本位，而以西學洋務運動——“工業(yè)革命”為用。

我們亦持“中體西用”說，但與張說不同，我們主張以文化中國為體，民主與科學為用，至于“全盤西化”，我們認為，它不能成為代表“第三次文藝復興”的一個歷史階段，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的思潮，其合理性在于能以偏激反噬“中體”——以王朝中國為體，推動“中體”轉型——轉以文化中國為體。

跟前兩次文藝復興發(fā)生在中原和西域不同，第三次文藝復興興起于江南，與歐洲的啟蒙運動處于同一個歷史時期。

因此，江南也就被當時的啟蒙思想家們關注了。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有兩位，一位是反對專制的孟德斯鳩，而另一位，則是為“中國的專制制度”辯護的魁奈。

西哲之辯——中國制度論

魁奈著《中國的專制制度》，用兩節(jié)專門駁斥了“孟德斯鳩先生”，因為孟德斯鳩認定“中國是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就是恐懼”，而魁奈則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的基礎是自然法和倫理法，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形成。

其中，“人法地，地法天”，也可以看作重農主義的天地人的表現(xiàn)，由此可見，自然法的經(jīng)濟基礎，就是農業(yè)生產(chǎn)。

而倫理法的社會基礎，又是什么呢？當然是家族，“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

魁奈由此得出結論，“中國的專制制度”，因為放在了這樣的兩個基礎上，特別穩(wěn)固，所以能歷史悠久，文化發(fā)達。

然而，孟德斯鳩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中國能如此幸運，非因政制優(yōu)良，純系地利使然，中國疆界，西阻高山，東隔大海，環(huán)以流沙大漠，為其文明生生不息，形成天然屏障，為文明之襁褓，文化之搖籃。其北部，雖有草原民族與之互動，最終也被同化于其中，且中國分裂后，復歸統(tǒng)一，主要也是地理原因。

以此，反觀歐洲，孟德斯鳩認為，若有如此優(yōu)越的條件，其歷史肯定比中國更為悠久。但地理上碎片化的歐洲，難以形成統(tǒng)一性的地理條件，歐洲的歷史受制于此，故雖有帝國追求統(tǒng)一，從亞歷山大帝國到一個又一個羅馬帝國，都以失敗告終了。

盡管他為歐洲辯解，但同時也向我們承認了一點，在歷史悠久和文明的連續(xù)性方面，中國領先于歐洲何止千年？

這在當時，并非他一人看法，而是啟蒙時代的歐洲共識，不過，隨著對中國認識的加深，其看法，反而有了矛盾，他說，中國的政體，是一個混合政體，雖因其君主專權，而有許多專制主義因素，又因其監(jiān)察制度以及建立在父愛和敬老基礎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體因素，更因其固定不變的法律和規(guī)范有序的法庭，視堅韌不拔和冒險說真話的精神為榮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體因素，這三種因素都不占強勢地位，源自氣候條件的某些具體原因使中國得以長期存在，如果說，疆域之大，使中國成為了專制政體的國家，那么，它或許就是所有專制政體國家中之最佳者。

對比一下魁奈和孟德斯鳩的說法，我們發(fā)現(xiàn)，前者理論清晰，語氣堅定，后者更像是一種理論的讓步，讓理論屈從于經(jīng)驗主義的感受，同時兼容經(jīng)驗主義的認知，如果他們知道王朝中國外還有文化中國在，就會明白“歷史悠久，文化發(fā)達”是文化中國特有的氣質，而與王朝中國——“中國的專制制度”無關。

孟德斯鳩在理論上，是個政體決定論和地理決定論者，他認為，所有政體，皆為三類——共和、君主、專制，而且特別強調了三種政體不同的政治原則，但他這樣劃分，實際上是將君主制政體一分為二，分為開明君主和專制君主，因此，若按照政治的主體性來區(qū)分政體，恰當?shù)姆绞绞欠譃閮深悺裰骱途鳌?/p>

然而，這位法國的“孟子”，堅持要將“專制”單列一類，有可能他預感到了一種新的專制形式就要出現(xiàn)，民主的原則，既可與君主政體結合，成就開明的君主立憲，也能與專制政體結合，形成人民民主專政，也許他從路易十四的專制的趨勢里，猜到了一個新動向——蒞臨于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的專制？

同時，他將對路易十四的不滿，發(fā)泄到了中國的頭上，因為，路易十四的君主專制是以中國皇帝為榜樣的，所以，中國應該是世界第一號“專制”國家，反路易十四，就要反到中國去，只有把中國一起反了，才能反得徹底，用現(xiàn)在頗為流行的一句話來說，這叫做“背鍋”，必須要讓中國來背這個“專制”的鍋。

所以，盡管他認為，中國是個混合性的政體，其中，不乏共和制的美德與君主制的榮譽，但這些因素，未能形成中國政體的基本面，因為基本面，由氣候與地理條件所決定，氣候條件產(chǎn)生了中國人的恐懼，而地理條件則促成了“中國的專制制度”。

這大概是針對中國的北方地區(qū)而言的，北方地區(qū)的氣候，處于西伯利亞高壓帶的控制下，而其所謂“恐懼”，或許是適應并習慣了“高壓”產(chǎn)生的吧？加以北地遼闊，三北大平原宜于統(tǒng)一管理，這就便利了集權式的統(tǒng)治，以此成就了中國的“專制”。

“勤勞”的荷蘭與江南

但中國，不只有北方，還有南方，尤其江南，氣候與地理條件，跟北方不一樣，西伯利亞高壓帶的影響微乎其微，在地理上，位于長江下游地區(qū)，作為長江流域的出海口，通江達海，特別適合貿易——可謂“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也。

在《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指出：有的地方，需要勤勞，人類才得以生存，因此，這里的國家，就需要一個“寬和的政體”。接著，他就提到了三個地區(qū)——“中國的江南和浙江這兩個美麗的省份、埃及和荷蘭”，為什么要提起古埃及？難道神權國家和法老政治，也算得上一個“寬和的政體”？這就不好說了。

但它作為“尼羅河的贈禮”，“勤勞”是必須的，拿長江流域來跟尼羅河相比，它們同樣古老，可古埃及的“勤勞”，早已消失了，而中國的江南，其歷史悠久的“勤勞”，還在繼續(xù)。

當時，放眼那世界，有兩個最“勤勞”的地區(qū)。

一個是尼德蘭，填海造田，造出一片“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國土，造就一個由共和制城邦組成的聯(lián)邦共和國。

尼德蘭地勢低洼，其農田和牧場，均低于海平面，故其人以風車抽干濕地，馬克斯·韋伯稱贊其人之“勤勞”，皆來源于“神召”，煥發(fā)其“新教精神”，以此產(chǎn)生“資本主義倫理”。

而其“勤勞”的回報，則不但使其在國內享受了世界上最為“寬容的政體”，且以“海上馬車夫”享受全球化的海權紅利——從南非開普敦到印尼巴達維亞、從中國臺灣到日本長崎，把商船當作國家機器，以船堅炮利的海盜方式從事自由貿易。

一個小小的城市國家，竟然在全世界建立起龐大的海洋帝國，或許，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古希臘亞歷山大帝國的幽靈復活于近代的海權存在，相比之下，我們認為英國更像是以其國家意志為海洋立法而與古羅馬帝國精神惟妙惟肖。

當荷蘭登上世界歷史的大舞臺時，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紅利，已被葡、西兩國瓜分完畢。葡西之人勇于冒險，而荷蘭人則更為“勤勞”和勤于思考，不但以其造船業(yè)與海運業(yè)而后來居上，更以其海洋自由的思想開疆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初創(chuàng)，而大享其觀念先行的紅利和制度創(chuàng)新的紅利，因此，他們不但享受了作為“海上馬車夫”的回報，同時，還以“自由之思想”享受了思想者的回報。

不過，孟德斯鳩對江南的評價更高，他說，尼羅河三角洲，是古代“勤勞”，尼德蘭低地，是近代“勤勞”，這世界，只有一個地方——乃中國之江南，從古到今，一直都“勤勞”。江南之“勤勞”，同古埃及一樣古老，在其歷史的底蘊里，有一種文明的原力，依然踩著開拓洪荒的人文高蹺，留在了世界歷史的舞臺上，而與光昌流麗的后生——從海拔低地崛起的荷蘭人同臺共舞。

江南稻作，其水作流程，比旱作復雜，因其水土，多為“圩田”，于長江岸、太湖畔、東海灘，同荷蘭一樣，需要圍墾，其“低鄉(xiāng)”之地，如蘇、嘉、杭等湖蕩平原，宜種水稻，附以桑植，其“高鄉(xiāng)”之地，如上海周邊，因其近海，未脫鹽堿，即以植棉紡織為業(yè)，其于丘陵地帶，亦種茶冶瓷，盡其地利。

“勤勞”如斯，當不遜于荷蘭，雖然荷蘭人，在歐洲，最早啟動了所謂“勤勉革命”，勢頭很猛，彰顯其擴張的霸蠻之力，但要論到“勤勞”的深度，于“勤勞”的極致處，油然而生的那一份優(yōu)雅，則非其所能達，那該屬于江南人所獨有的天賦吧！

江南岸，風吹稻花，那個美呀！山陰道上行，人與山川相映發(fā)，云霧間，煙雨下，吃茶去，茶農萬般辛苦，化作一杯春茶，悠然的感發(fā)，還有撥繭抽絲，歷盡桑蠶之變的煎熬，化作絲綢之路上綿延萬里的玉帛妖嬈，更有淘盡一方水土，開遍五行之窯，為世界各地的餐桌提供一份人文主義的青花格調，那樣一種苦盡甘來而又趨于審美的“勤勞”，世上還有比這更大的文明的福報？

長江同尼羅河一樣出海，但是，它卻通往了一個更大的海——太平洋，那是一個比地中海不知大多少倍的海，其水域之寬廣，體量之巨大，足以將世界上最高的山和最大的海串聯(lián)起來，更有兩岸人民歷盡千年的“勤勞”，以其歷史的深度開辟了一條從據(jù)亂世通往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通道，江南就是中國人通往太平世的出海口。

太平洋與太平世，僅僅是歷史的巧合嗎？非也，它們契合了一個世界歷史的大運勢。當長江從世界屋脊流出，梯山航海，進入太平洋，在經(jīng)歷了兩千多年無數(shù)次的“潮打空城寂寞回”后，巨大的回應，終于被大航海的歷史運勢帶來了，歐人揚帆而來，出地中海，入大西洋，轉印度洋，至太平洋，來與江南相會也。

江南，是風靡全球的絲瓷茶的原產(chǎn)地，吹皺歐洲啟蒙運動一池春水的“中國風”，就從江南悄然興起，被“西洋潮”激蕩不已，不但在江南激蕩，還在歐陸激蕩，激動了整個東西方。

讓我們放下對歷史的回望，回到“孟子”話題。

孟德斯鳩指出，江南以其一地經(jīng)濟，撐起了國家財政，南財北運，換來了政治文明。在政治上，有一種原則，叫做“補償”，人民交重稅，換來政府一定的“自由度”，作為其“補償”。

從國家立場來看，即便專制國家，其國民自由度，亦即個人權利，多少也與稅收有關，稅輕則權輕，稅重則權重，權重意味著要放權，中央給地方放權，國家向個人放權，故其政治便相對寬和，個人的自由度亦較高，這大概就是政治“補償”原則。

孟德斯鳩以此看江南，他從鐵板一塊的專制制度里，從大一統(tǒng)的架構里，發(fā)現(xiàn)了一個“特區(qū)式”的經(jīng)濟地理空間，那是一個貨暢其流和地盡其利的市場經(jīng)濟的地理單元，有著大江東去般充沛的經(jīng)濟動力，且源源不斷，在其推動下，自由如此天然，你不想都不行，對于中央政府來說，最便宜的，就是以開放自由度，來交換財政收入，江南因之而成了明、清以來中國的“經(jīng)濟特區(qū)”。

孟德斯鳩的研究，給了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經(jīng)濟發(fā)展是自由的產(chǎn)物，其發(fā)達程度，不但反映了一方水土的自然稟賦，而且反映了一個社會的自由度，也就是國家治理的開放程度。

不過，有一點他未提及，那就是在政治方面，江南本是六朝古都，其政權向中原王朝讓渡，如錢镠之于北宋，以此也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度，但總體來看，自由度還是基于財政收入。

孟氏見聞，止于明清，其來源，多為來華商人。

魁奈指出，孟氏偏聽于商人，因其反對重商主義，故對商人所言，特別警惕，勸孟氏，與其聽信商人，不如聽從傳教士。以此，我們亦可認定，孟氏對江南的看法，集中反映了當時商人的評價，可以說是來自市場的看法，是來自市場經(jīng)濟的評價。

“追趕”者中了頭彩

但荷蘭也好，江南也罷，都與工業(yè)革命無緣，這是為什么？通常認為，工業(yè)革命與經(jīng)濟發(fā)達有關，與技術先進有關，與制度和文化的優(yōu)越有關，就大體而言，都是對的，但我們同時又發(fā)現(xiàn)，工業(yè)革命的動力，并非來自最頂流的國家，跑在最前面的國家，總想著在原有賽道上一直跑下去，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

與之有別的是，革命的動力往往來自于追趕者，如果在原有的賽道上難以超越，那就自辟一路，換個賽道，而這就是從根本上創(chuàng)新了，歷史的經(jīng)驗告訴我們，沒有既得利益的領頭羊愿意改變其利益格局，這就要求追趕者換一條更為狼性的賽道。

當明、清兩朝一直沉浸在東西方貿易順差里，享受著白銀時代財源滾滾的紅利而難以自拔時，當荷蘭人以其縱橫全球的海洋霸權，通吃了重商主義的東西方貿易而自鳴得意時，追趕的英國人，以亞當·斯密為代表，先從思想上，換了個自由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的賽道，再以瓦特為代表，以工業(yè)革命開辟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的新賽道，從此轉換了白銀時代以來東西方既定的貿易通道。

英國人的狼性沒得說，對于荷蘭與中國，不是追趕，而是追擊，不惜以戰(zhàn)爭為其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新賽道開路。

在大西洋海戰(zhàn)中，英軍屢敗屢戰(zhàn)，打敗了荷蘭，法軍趁勢，一舉攻入荷蘭本土，致其國體瓦解，將一個如日中天的聯(lián)邦制的共和國打回日暮途窮的君主制王國的原形了。

可憐的荷蘭，本來已“遙遙領先”，結果卻亡國了，由“勤勉革命”帶來的“領先”局面，終于被“工業(yè)革命”顛覆了，嘆息之余，難免有問：何以“工業(yè)革命”沒有發(fā)生在荷蘭呢？

其時，論技術之先進、經(jīng)濟之發(fā)達以及制度之優(yōu)越，荷蘭人均已先行一步，并取得近代化的“領先”地位，但英國人卻沒有跟在后面追趕，而是回到英國本土，進行“革命”。

先是政治革命，建立以君權、民權、紳權“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制，這跟荷蘭的以城市國家為基礎的聯(lián)邦共和國不是一路，較之荷蘭，其行政效率更高，集權能力更強，更像一部國家機器，將國家機器的理念及機制貫徹于經(jīng)濟領域，使之與資本結合，這就導致了以機器動力為中心重構生產(chǎn)方式的工業(yè)革命。

英荷之戰(zhàn)，初時勢均力敵，互有勝負，但荷蘭不落下風，可有了工業(yè)革命的加持，英國越戰(zhàn)越強，終于打贏了。打贏了荷蘭，再來對付中國，兩次通商，均未得逞，于是，接下來，便是鴉片貿易和鴉片戰(zhàn)爭，首次將東方大國打成“東亞病夫”。

無獨有偶，打敗荷蘭，是以英法聯(lián)軍，打敗大清，也以英法聯(lián)軍，兩次鴉片戰(zhàn)爭，第二次“火燒圓明園”，就是英法聯(lián)軍所為，此乃其不同于葡、西、荷等國之處，以往葡、西、荷等國之于中國，互為對手，彼此競爭，各自為戰(zhàn)，其結果，僅憑一國，難以撼動，反被大清“以夷制夷”，牽著“夷”的鼻子走了。英國反之，非以一己獨對，而以列強聯(lián)合，共同對付中國，盡管列強之間，你爭我奪，但在中國問題上，英國不吃獨食，而是放下身段，與列強合作，從英法聯(lián)軍到八國聯(lián)軍，均由列強采取一致行動。

當時，只有英國認識到了，若非強強聯(lián)合，則不足以制服中國，而合作，就不僅要把中國當作戰(zhàn)利品來瓜分，還要把自命為天朝上國的大清，關進作為西方共識的國際法的籠子里，接受公理、公法的馴化——以此“馴服中國”。從此，一改白銀時代以來重商主義與國家主義相結合的殖民地方式，改以英式自由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原則，把中國當作一個世界經(jīng)濟共同體的“市場”來管理，而“市場”的中心，就在長江以南的那個出海口——上海，管理這個“中心”的關鍵，就是海關，控制海關的，當然就是英國人。

總之，英國擺脫了在廣州與清政府的糾纏，從南海掉頭而上東海，直奔中國的命門之所在——上海，以此為據(jù)點，使其海關勢力深入長江中下游一帶，以上海江海關為海關總司，統(tǒng)轄南京金陵關、武漢江漢關、寧波浙海關，以及九江、鎮(zhèn)江等關。

整個江南，亦即廣義江南，從兩湖到江浙，世界經(jīng)濟體系中最肥的一塊肉，被英國人以海關的方式收入囊中了。但其并未格外貪婪，未如饕餮一般，殺雞取卵，貪得無厭，而是有節(jié)制的在國際法的名義下攫取，為江南工業(yè)革命留有一線生機。

工業(yè)革命“哀荷蘭”，也“哀江南”，百余年后，其幽靈仍在，還在問：何以“工業(yè)革命”沒有發(fā)生在“江南”？這一問啊，問在未來已來之際，問向新的工業(yè)革命到來之時，命運又來敲門了。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