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守剛/文 在《走向現代國家的九個命題之三：“靜悄悄地積累”》中，我從西方封建社會中主體性權利出發，來說明西方走向現代國家的進程。自晚清以來，中國也發生了巨大的國家轉型活動，可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反復地說，中華帝國缺乏轉向現代的內在動力。那么，在中國已經發生的國家轉型又是由什么推動的呢？顯然，肯定不能僅僅說動力來自西方的沖擊，因為若沒有中國內部的回應，單純的外力只會打碎共同體而不能使之轉型。

其實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列文森已經提供了有關轉型動力的一個答案，那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基于責任而自覺地構建現代國家。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具有這樣的責任自覺，離不開儒家思想對于知識分子的要求，那就是“以天下為己任”。姜義華先生曾說，這種“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的民族精神和大一統國家治理、家國共同體社會經濟結構“三位一體”，是中華文明長久存在、持續不衰以及中華民族在艱難困厄中一再復興的奧秘之所在。

接下來我們根據列文森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文本，整理一下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歸結起來大致就是一句話：知識分子從責任出發，不斷地吸收西方文明來重構中國國家制度，由此構成了國家轉型的一種動力。

19世紀西方挑戰中國的到底是什么？

列文森強調，西方文化并非19世紀才來到中國。事實上，早在17、18世紀之時，耶穌會教士就已經給中國帶來了新奇的器物（如透視畫法）、近代的科學與另類的宗教。但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只是豐富而非挑戰了中國文化。這是因為，掌握政治權力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他們擁有的儒家學問主要針對的是科舉考試，而科舉考試又是唯一被認可的通向仕途的路徑，仕途又是社會地位與經濟權力的輻射中心。因此，這一時期來到中國的歐洲思想，不會對占統治地位的官僚權力體系產生任何不利的影響。

那為什么到19世紀西方文化就成為挑戰了呢？首先是因為19世紀來到中國的西方文化傳播者，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了明末清初。人數多寡自然會帶來不同的刺激。不過，這并非事情的全部。西方文化之所以在19世紀能成為挑戰，是因為此時它開始影響到作為知識分子唯一正途的科舉，并進而影響到知識分子的行動。

列文森說，來自西方的沖擊最明顯的是歐洲的工業主義與商業主義。支持工商業的西方文化，在17、18世紀來到中國時，只是在觀念上對儒家構成潛在的威脅而沒有成為實際的威脅，主要原因在于當時的儒家官僚仍能憑借權力榨取商業剩余、壓制商業價值，從而扼殺任何資本主義的萌芽。不過，在1842年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之后，這樣的工商業及支持工商業的現代價值與制度就再也不可能被儒家官僚壓制了。通商口岸成了人身和商務安全的天堂，于是商人不斷地將利潤投資到工商業之中而不像傳統商人那樣去購買土地。知識分子也不必通過科舉而獲得權力與地位，因為學習西方知識也有出路，比如說參與外交、辦理洋務、從事商業等。

當然，知識分子在19世紀發起的行動，并非僅僅出于個人動機的考慮，他們還從“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倫理觀出發，對中國19世紀晚期的內憂外患進行知識的思考，并出面拯救國家。因此，西方的挑戰讓儒家知識分子認識到，要保護中國之“體”，就需要引進西方之“用”；而這種“用”，不只是堅船利炮和軍隊，還涉及中國的政法體制。

將西方文化視為補充：

側重于器物層次的回應

儒教中國向現代的變化，是在西方一次次的沖擊下逐漸發生的。列文森列舉出一個個著名的儒家知識分子在此階段的言行，以說明這樣的變化所經歷的歷史過程。事實上，中國向現代的變化，也正是由這些知識分子推動的。這一批站在歷史潮頭的引領者，堅持儒家傳統，但承認西方文化可作為補充。他們側重于引進西方的器物（如堅船利炮），還贊成引進跟器物生產流通相關聯的工廠制度、商業行為等。

列文森所列舉的第一個代表人物是曾國藩。曾國藩是持有“中國中心主義”的標準儒家知識分子，對中國精神價值的普遍性持肯定的態度。不過，在對內治理以及在跟西方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對西方的實用技術（以堅船利炮為代表）加以肯定并大量運用。于是，曾國藩成了一個廣義上的折衷主義者，他想用調和的精神對待中國古代學派之間的沖突，并準備將西方文明的某些東西賦予中國文明。

繼承曾國藩事業并在相當程度上與曾國藩思想一致的是李鴻章。一開始，李鴻章對待中西文化的態度與曾國藩相似，贊成從西方引進堅船利炮等軍事技術。后來，他逐漸主張引進造船業、槍械所、礦業、鐵路、電報等產業，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他甚至還以“知己知彼”為口號，倡導翻譯包含大量西方文化的著作。產業的引進，自然帶來了對配合工商業發展的制度變革要求，而這種制度變革要求又因西方入侵威脅日益加大而不斷提高。所以在李鴻章等人看來，要使中國文明免遭西方征服者的徹底毀滅，就應該對商業抱有極大的熱情，改變與工商業經濟活動相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模式，正是因此應運而生的。大致上，“體”是指無法言明的直覺到的存在對象，即本體或實體；而“用”則是“體”的功用或者說表現在外的作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然在邏輯上并不正確（因為體用并不能分開），但它成為引進西方機器、西方工商業甚至西方制度而打消反對者顧慮的一種方便說法。

不過正如改革派注意到的，人們根本不可能在文化的物質部分與文化的精神部分之間劃分出一條明顯的界限來。列文森說，“與西方應用科學之用聯系的體，是西方的純科學，西方的哲學、文學和藝術，而不是它們的中國對應物”。尤其是在中國發展西方的應用科學和工業化，已成為強大的社會催化劑，現實的變化已使得中國再也不可能保持原狀了。此時需要新的思想指引中國走出傳統國家，而這又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儒家知識分子提供的。

將中西方文化視為平等：

側重于制度層面的回應

在19世紀末尤其是在甲午戰爭敗于引進西方制度的日本后，改革派發現，除了涉及最基本的物質技術外，還應改變中國的政法體制。而政法體制顯然是精神或者說價值的一種表現，因此要引進西方的政法體制，就必然要引進西方的價值。如此就需要回答：中國的精神或價值是否要改變？

康有為是列文森重點討論的人物，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幫助中國人引進了西方的制度及其價值，而為此提供的中介或者說過渡物是：將中、西文化視為平等物，認為中國傳統上就擁有西方價值，只不過一直以來遭到曲解和壓抑。他們既不贊成蒙昧主義者所說的中國傳統應該排除西方價值的說法，也不同意體用派說的中國傳統應由西方價值給予補充的主張，而認為應該通過揭露偽經（即古文經）、發動制度變革，來重新認同和維護真精神，如此中國就能夠與西方并駕齊驅。

為了站在儒家文化基礎上，為制度改革引進西方文化，康有為使用的理論武器是今文經學。他寫了三部重新解釋孔子思想的書，即《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本來在漢代興盛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涉及的主要是儒家經典的文字形式（用秦之后的文字即今文，用秦之前的文字即古文）、含義解釋、文本真偽等問題。此時康有為重提今文經學，并大力提倡今文經學經典《公羊傳》，是在為制度變革辯護。

在《新學偽經考》一書中，康有為將古文經學尤其是《左傳》斥責為偽經，認為它們是劉歆為幫助王莽篡漢而偽造的。康有為這么做，目的是否定傳統流傳的儒家經典的權威，將當前的中國文化說成并非儒學真正的東西。這樣一來，否定當前文化并對中國制度進行改革，不但不是反對儒學，反而有利于它的重新發現。在《孔子改制考》一書中，康有為之所以將孔子說成是改革者，目的是用當時人普遍信奉的儒學信仰為制度改革尋找依據，并達到這樣的目的，即所有給人以印象深刻的西方價值都曾經“是中國的東西”。在《大同書》中，康有為把孔子描述成儒家烏托邦的進化預言家，認為中國跟西方一樣，都走在通向未來大同世界的進化道路上。所以，在康有為這位提倡引進西方制度甚至文化的人眼里，儒家血統與西方精神是一致的，現在的任務是恢復這一血統，并借此與西方一起進化到未來的烏托邦，即儒家今文經《公羊傳》所構想的“太平世”：“在太平世里，實現了自由、平等，沒有人與人的不同和同與同的區分。”在康有為的基礎上，譚嗣同與梁啟超等知識分子對這樣的思想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后來，在西方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頭腦中裝滿了西方的價值。此時他們就不在乎孔子說的究竟是什么，無論他是古文經的孔子，還是今文經的孔子。這就帶來對西方文化的全面接受，其代表人物是新文化運動中的知識分子。

對西方文化的全面接受

到20世紀初，尤其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引領時代風氣的知識分子紛紛開始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并在此基礎上否定儒家思想，最多只將其視為贏得民族認同的手段而不認為它具有神圣的目的。這種變化一方面來自中國知識分子感受到的日益加深的西方列強入侵的威脅，因而思想上經歷著從救文化到救中國的轉變，另一方面則來自“國家”這一概念的含義轉換。

在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眼中，國家是權力體，具體來說就是一家一姓的朝廷，而天下是價值體，是儒家思想所表達出來的具有神圣性的文明（即“道”）。顧炎武的下述言論表達了二者的區別：“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顧炎武的意思是，“是文明而不是國家才在道德上有權要求人民的忠誠”。因此，對天下人來說重要的是拯救文化，而拯救所謂的國家（即朝廷）則是食俸祿者的事情。事實上，直到19世紀末那些文化保守主義者仍持有這一看法，他們寧愿看到國亡而不愿看到中國生活方式發生改變。

不過，到了20世紀初的中國，更多的知識分子已不再像張之洞他們那樣視中國文化為“體”，也不再像康有為那樣視中西文化處于平等地位且二者共同服從進化的道路，更不會采取寧可亡國也不能改變文化的保守態度。這些知識分子開始疏離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盡管在情感上仍有依戀），認為在當時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將“中國人”這個人群共同體拯救出來，任何思想只要有助于實現這一拯救任務就應該選擇。這里涉及“國家”概念在含義上的變化，即從原來的朝廷變為現在的人群共同體，后者是19世紀從西方傳進來的“國”的概念，即民族國家這一由公共權力所支配的人群共同體。

就這樣，人群共同體作為“國”的含義，先被迫后自愿地得到了眾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接受，表現在面對西方列強威脅時他們喊出了“保國保種”的口號。列文森強調，“作為一個國家，它沒有任何必須遵循的固定準則……一個國家的選擇是自由的，只要這種選擇有助于其生存”。因此，在這些知識分子看來，儒家文化已不足以保國保種，中國已失去作為一種文化榮耀的“天下”之頭銜，唯一該做的是通過變革文化價值來增強政治力量，保護人群共同體的安全，贏得“作為‘國’的中國的勝利”。于是，在國家概念變化的前提下，“國家”變成人們盡忠的最合適的對象；中國人也從過去的救文化轉向救國家，逐漸拋棄了儒家思想而接受西方文化。

在上述背景下，到20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從接受西方器物、制度到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行動，興起了新文化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又先后或大致同時出現了兩種略有區別的思潮：一種認為接受西方文化是“擇東西之精華而取之”的過程；另一種則認為接受西方文化是“服從真理”而必須的過程。“擇東西之精華而取之”思潮的產生，源自中國思想家面對以下兩種無法調和的沖突：作為中國人，“他既應對中國的過去懷有特殊的同情，但同時又必須以一種客觀的批判態度反省中國的過去。能滿足這兩項要求的最合適的方法，就是將西方和中國所能提供的精華結合起來”。魯迅先生提出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拿來主義”，就是這種思潮的最好表達。顯然，此處的“精華”一詞，在文化上是一個中性術語，它在社會心理上有助于中國人大力吸收西方的文化，同時也不否認傳統中可能有值得保留的好東西，“符合現代人各自的標準的價值”。由此可見，判斷是否精華以及什么才是吸取精華的恰當方式，其標準是唯一的，那就是現代的價值或者說是真理。

支持“擇東西之精華而取之”的學者顯然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自有精華。不過至少在邏輯上他們也會贊成，如果傳統文化中確實沒有精華，那就可以堅決地拋棄。這樣一種拋棄傳統文化的立場，就走到了全盤西化的主張。全盤西化者認為，自己服從的是受到現代科學證明的“真理”。對持有“服從真理”思想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服從的并不是西方文化而是現代文明，不是中國向西方投降，而是中西方都服從“真理的要求”。于是，作為“現代”文明，而不是作為“西方”文明的科學和工業化，似乎終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認，因為它既超越了儒教中國，同時也超越了基督教歐洲，如果這種承認就是真正普遍的，那它當然就是中國的。

接受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

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是后來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的歷史背景。到了20世紀20年代，有一批新知識分子將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奉為新信仰，進而形成推動國家轉型的力量。在列文森看來，原因至少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來自太平天國以來的社會反抗運動的需要。中國傳統社會掀起的反抗運動，其思想資源基本來自佛教（如白蓮教徒多次發動起義）或道教（如太平教義指導下的黃巾軍起義），它們期望推翻目前的政治經濟統治集團，建立更加公道的社會。但這樣的思想資源，本身指導性極為有限，到20世紀初在中國根本沒有什么影響。本來富有潛力的基督教，在中國也沒有得到大的發展，而且作為一種社會抗議的象征符號，基督教并不具有激進的物質進步的許諾。儒教由于跟統治集團緊密聯系在一起，因此堅決否認社會抗議的必要。在當時正處于日益加深的政治經濟危機中的中國，社會底層迫切要求有這么一種思想：它既能用作指導思想，以反抗應為危機負責的統治集團，又能帶來基督教所無法提供的物質進步，以克服深重的危機。于是，眾多中國知識分子選擇了共產主義，相信共產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指導思想，它既能為反抗統治集團提供指導，也能帶來物質的進步以克服時代的危機。

第二個原因來自既反西方又反傳統的思想之發展。自晚清以來，逐漸加深的西方列強入侵，威脅到中國作為“國家”的生存，由此在中國興起了反西方（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由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列強成為滿清政府與北洋軍閥的支持者，而滿清政府與北洋軍閥又支持著儒教傳統的存在，因此欲救國救種、讓中國重新崛起在世界之林的知識分子，就把反西方列強（“救亡圖存”）、反政治當局（社會反抗）與反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找到了這樣一種指導思想。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的陳獨秀就是如此，他將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和文化上的反傳統主義結合起來，其思想工具就是共產主義。

于是，選擇了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以此思想指導反帝反封建的運動，既反西方又反傳統，嘗試著在中國構建現代國家制度，推動了中國的國家轉型活動。

小結

自1840年以來，中國是如何走上國家轉型之路的？學者們提出了諸多的解釋，本篇借助于《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重述了列文森的說法，給出一種解釋：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從責任出發不斷地吸收西方的器物、制度、文化，進而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以嘗試建構現代國家。知識分子的這一行動，是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重要推動力量。

與西方從權利出發走向現代國家相比，中國從責任出發的國家建構過程在原則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終點應該是相同的，那就是建立一個既有權利又有責任的現代國家。雖然責任相對于權利在中國國家建構過程中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今后中國的發展過程中責任仍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當前還是要特別反思這種依靠責任而走向現代所存在的問題。那就是可能會以“公利”為口號，要求相關主體發揚責任，卻肆意地剝奪他們的個人權利與利益，破壞公正的市場規則。在當前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深化期，我們更多強調的應該是權利，只有在個人權利與公正規則的基礎上，中國才能真正地成為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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