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陳白/文 國務院總理李強3月5日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發揮科技領軍企業龍頭作用，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從制度上保障企業參與國家科技創新決策、承擔重大科技項目”。

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前，國家統計局、科學技術部和財政部聯合發布的《2023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2023年企業占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的比重為77.7%；民營企業在創新上的投入占比也在不斷上升。全國工商聯去年9月發布的《2024研發投入前1000家民營企業創新狀況報告》顯示，它們2023年研發費用總額同比增幅12.78%，比全球研發投入1000強企業的增幅還高6.54個百分點。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發揮科技領軍企業的龍頭作用，實現科技創新的企業主導？

3月4日，全國人大代表雷軍公布了他的兩會議案，其中，《關于優化新能源汽車號牌設計的建議》意外“出圈”。這份建議中提到，現行新能源綠牌與車輛設計存在嚴重美學沖突。雷軍建議重啟號牌式樣調研，探索前臉號牌隱藏式布局——將標識集成于進氣格柵發光燈帶，或者通過全息投影實現“無痕嵌入”。

看似微小的車牌爭議背后，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科技企業和公共政策、政府治理、共建共治的窗口。這份議案真正有價值之處并不是討論車牌好不好看，而是在技術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融合的今天，如何更好地讓市場主體的聲音更好地被傾聽和重視，讓其成為一種主導力量。

長期以來，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更多是公共政策與市場規則的適應者。然而，當科技革命技術創新的速度超越制度更新演化的節奏時，原有的治理模式便容易在類似車牌這樣的細微處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

今天我們理解企業主導的科技創新，不僅需要打破傳統的“政府定方向、企業跟項目”的模式，還應在市場和監管雙向反饋的基礎上建立高效的協同機制。比如在智能網聯汽車、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領域，技術倫理、數據安全等規則的制定已無法僅依靠政府單向決策，必須引入企業的實踐經驗與專業判斷。這也反過來要求進一步將企業的微觀創新與國家的宏觀戰略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創新需求—政策供給—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企業深度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絕非簡單的利益博弈，而是要構建基于公共價值的治理共同體。回過頭看綠牌爭議和雷軍提出的技術解決方案，我們會發現，如果賦予企業設計自由度，不僅能讓企業在技術研發、產品設計上有更多想象空間，有助于滿足消費者的多元審美需求，還會在客觀上推動交通標識系統的智能化升級。

當然，這種“解決問題式”的政企互動，前提是要建立常態化的溝通平臺與風險評估機制，在保障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為技術創新預留試錯空間。

從全球發達經濟體正在嘗試的方向來看，科技企業家在更多領域的影響力正在直線上升?；乜礆v史，從德國工業4.0戰略中“政府搭臺、企業主導”的模式來看，也印證了這一方向的可行空間。

站在全球科技競速的視野來看，中國要實現從“跟跑”到“領跑”，基礎研究和市場應用創新二者都不可或缺。在加強基礎研究的投入之外，如何通過“企業主導”的方式推動技術與政策的深度融合，從而實現社會、企業和消費者的多方共贏，同樣也是重要命題。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