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鈴 在2025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蔣勝男提出的關于刪除離婚冷靜期條款的提案，成為討論度最高的提案之一。

蔣勝男是知名作家，代表作有《羋月傳》《燕云臺》《天圣令》等。過去8年，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蔣勝男提了許多廣受關注的建議和提案，比如增加男性陪產假、提高性同意年齡、推進法定婚檢、保障配偶知情權、拐賣兒童買賣同罪、公務員考試取消35歲限制、落實八小時工作制、保障農村婦女土地權益、為基層減負、刪除離婚冷靜期條款等。

這些建議大多關心婦女兒童的權益、關心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其中不少推動了政策的改變。蔣勝男告訴經濟觀察報，這幾年提出的每一個建議和提案，對她來說都“非提不可”。

以下是經濟觀察報與蔣勝男的對話：

改變發生了

經濟觀察報：2024年，你提出的推進農村婦女土地權益保障的提案，已經被寫入了法律。為什么會關注這個問題？提交提案后是怎么推動現實改變的？

蔣勝男：2022年，我建議推進拐賣婦女兒童的買賣同罪時發現，拐賣并不是發生在我們想象中的窮鄉僻壤，而是發生在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同時交通比較發達、經濟不算差的地方。我做了調研，發現很多地方買媳婦、高彩禮都是因為女性少，男女比例失衡。

為什么人們一定要生兒子？傳統文化中確實有重男輕女思想，一些地方移風易俗也做得不夠好，但是，不可能所有想生兒子的人都被封建思想浸染了，有一些想生兒子的人是有利益取向的。我做調研時，有人說了一句話：“生兒子有地分。”所以，我又去調研農村集體經濟，發現女性權益的保障不夠。

我們國家實行包產到戶以后，農村的生產活力被激活了，這個政策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與此同時，這個政策又和傳統的重男輕女思想結合起來，因為戶主是爸爸，是丈夫，甚至是兒子。農村有一些女性的土地權益沒有被照應到。比如，人們默認出嫁女的土地在丈夫處，一旦離婚，夫家就沒有她的地，娘家也沒有她的地。再比如，一部分大齡未嫁的女性在到了一定年齡時，她原有的土地權益也被取消掉。

我為什么要在去年提出這個提案呢？因為我了解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正在征求意見，即將出臺，我也在網絡上看到大家在提意見。我就想，如果我能在這個時間節點把它作為提案提出來，是有可能把民意反饋到法律中去的，有可能對條文的修改起到一定的推進作用。

去年兩會上，我的提案就得到了全國政協提案委的重視，并被迅速反饋到相關部門。2024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最終通過，我提出的意見被寫入了法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對“何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作出規定：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不得以婦女未婚、結婚、離婚、喪偶、戶無男性等為由，侵害婦女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各項權益。

我覺得這些內容被寫進法律，是我們所有人共同的力量，包括立法者，包括撰寫條文的法律工作者，也包括在征求意見期間所有提交意見的呼吁者。大家都在為這件事接力，我也在其中接了一棒。

2024年年底，我收到了中國政協提案委“提案辦復證書”，這是比較難得的，我的提案在當年得到了完全辦復。這就說明我提出的這條提案被接受了，而且已經辦妥了。我也是第一次拿到這個證書，我非常欣慰。

經濟觀察報：過去8年，你的很多建議都是廣大群眾非常關切的問題，其中還有哪些推動了現實的改變？

蔣勝男：還是比較多的。

比如，2019年，我在做全國人大代表時提出了加強外賣食品安全監管的建議。那時，外賣網站上線不久，還比較自由，人們可以自行在網站上開戶成為商戶，就像開淘寶店一樣。有人和我反映，一些沒有衛生資質的人也能注冊成為商戶，外賣員有沒有中途打開過或吃過食物也無法保證。我是網絡作家，所以經常會在網絡上跟讀者溝通，有人就告訴我，打工人、年輕人吃外賣比較多，對外賣非常依賴，對外賣食品安全有很大疑慮。

那一年，我的這一建議成為全國人大十大重點建議。我應邀與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以及省、市、區級監督管理局一起去杭州市西湖區做調研，我們走訪了外賣平臺、餐飲店家、外賣騎手驛站，討論如何去改進外賣食品安全。

后來，外賣平臺的數據都被接入當地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后臺，政府工作人員可以直接調閱外賣平臺商家的持證率、從業人員持證率，也可以直接看到人們關于食品衛生安全的投訴。那一年年底，外賣平臺商家和從業人員的持證率從原來的60%多提高到了96%以上。拿到外賣時，人們可以看到外賣上有一個封條，能夠保證外賣從出餐到手中的過程中沒有被打開過。

這件事讓我非常受鼓舞，原來我提出的建議真的能讓現實得到很大的改變。

我在2019年提出的另一個建議也讓我印象深刻。作為網絡作家，我和同行有個共識：網絡文學的原創維權太難了。有些地方對于知識產權的理解就僅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包括司法部門也是如此。我們找不到合適的律師。法律界專家告訴我，現有的知識產權人才培養是按照過去的思路來的，培養出的是法理型人才，對于日新月異的社會所需要的知識產權應用型人才的培養是缺失的。

根據這些專家的意見，我寫了關于推進知識產權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建議。這個建議也得到非常大的反響，幾十名高校教授和法學界前輩聯名寫來感謝信。這一年的下半年，這個建議得到教育部反饋，知識產權應用型人才被納入人事勞動部門的職稱評審考評。第二年，國家知識產權就開始在高校示范建設，110所高校開始試點進行知識產權人才培養。

2020年，有一個叫“紫絲帶媽媽”的群體找到我，在離婚以后，她們的配偶無視法律判決，惡意搶奪、藏匿孩子，一些法院也因為搶奪、藏匿者是孩子的親生父親而執法不力。第二年，我就提出了關于完善拒執罪的司法解釋的建議，此后兩年，關于惡意搶奪、藏匿孩子的拒執罪執行有了很大進步，有很多媽媽聯合給我寫了感謝信，在網上給我留言致謝。

2022年，我關于買賣同罪的建議也成為那一年的全國人大十大重點建議，對打拐事業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需要更多人“接一棒”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把你稱作“女性的代言人”“人民的好代表”，你怎么看待這樣的標簽？

蔣勝男：我是比較開心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是大家原本就在做的，只是我作為代表、委員，我看到了（大家的努力），我添一份力。我一直覺得，我只是在一場場接力賽中，主動地去接了一棒而已。很多事情的整體完成是靠大家共同的努力。

經濟觀察報：需要更多愿意主動去“接一棒”的人。

蔣勝男：是的，我覺得中國司法的進步、社會的整體向好，是需要每個人出力的。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可能也想參與公共事務，但不知道怎么參與，或感到困難，你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鼓舞嗎？

蔣勝男：我也不是一開始就能做得很好的，最早時，我也是在地方參與獻言獻策。現在很多地方都有意見箱、市長郵箱，大家都可以去獻言獻策。平時在單位里工作時，大家也可以獻言獻策。大家也可以實地去幫助別人做很多事情，你做了這些事情，別人都能看得到，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人人都去參與，人人都去發聲，就會有一個更好的世界，而且你發聲多了，你就會被人看到。

經濟觀察報：你本身是一名作家，是不是也是一直參與和發聲、一步步被人看到，才成為代表、委員的？

蔣勝男：是這樣的。早些年，我在藝術研究所工作，單位里或市文化局有建言獻策的機會時，我都會積極參與，這樣漸漸就會被人看到。我參政議政的能力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提升的，誰都不是一開始就能做得很好的。

經濟觀察報：你會和網友、專家有很多溝通，可以具體講一講這種溝通嗎？

蔣勝男：提出建議前，我會做大量調研。有的建議是有人向我反映的，也有一些建議雖然沒有人直接向我反映，但我在網絡上看到了人們的呼聲，我就會針對性收集資料。有時，我覺得收集的信息比較匱乏，去走訪一個地方也只能拿到一個地方的數據和情況，我就會在網絡上公開征集。

比如，去年我在做為基層減負這一提案時，就在微博上公開了我的郵箱，也鼓勵大家在微博文章下面留言。后來，我收到了幾千條留言、七八十封比較長的郵件，而且來自天南地北。網友給了我非常多的數據，其中包括一些詳細的、具體的案例。我發現基層的一部分負擔甚至被轉移到了中小學教師身上，這一點我之前只是聽說過，但不了解具體情況，這些留言和郵件給了我大量數據。

我提出為基層減負這一提案后，在分組討論時，一位領導同志來走訪探望，他特地提到：“《羋月傳》的作者蔣勝男今天提了為基層減負，這個挺好。”去年兩會結束后，大概三月底，很多地方就開始出臺減負文件了。很多人和我說，“蔣老師，您這個提案真有效，我們原有的很多打卡、競賽、截圖上傳任務都取消了。”

每一個建議都“非提不可”

經濟觀察報：你曾說過，第一年當全國人大代表時有點緊張。

蔣勝男：我是在2018年1月的浙江省兩會上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2月我就要參與集中的會前培訓，要提交建議。當時，我整個人是比較慌的，時間那么短，我該說什么？所以，當全國人大代表的第一年，我處于不知道該寫什么、說什么的狀態。

那年，我寫了一個關于維護原創的建議，因為沒經驗，拉拉雜雜的把能想到的全放進去了。在一個建議里頭，提了那么多的要求，該哪個部門接收？不曉得。后來，我才慢慢明白，其實“一事一議”就是你希望某件事情向某個方向改變。

經濟觀察報：你提的很多建議都是公眾關注的民生問題，其中不少和女性權益相關，你主要關心什么樣的問題？

蔣勝男：我在參與宣講時，曾有基層人大代表問我：應該提什么樣的建議？你怎么有那么多可提的建議？我說，其實我的建議來來去去也就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婦女兒童的權益問題，也就是生存問題。在生活中，女性會遇到很多問題，每一個問題背后都包含著很多復雜問題。比如生育率下降，背后就涉及婚姻中的保障、離婚冷靜期等等，僅僅圍繞這一個問題，每年都會有新的可講述的東西。

第二個是文學原創的維權和保護問題。每一年，我基本上從會從這個話題中衍生出建議，比如知識合同的問題、成立全國網絡作家協會的問題。

第三個是年輕人的生存狀態問題。從一開始的外賣安全問題，到后來的“996”、35歲邊緣化問題，都是年輕人、打工人遇到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在這8年的履職過程中，有沒有問題會讓你有“這個建議我非提不可”的感覺？

蔣勝男：有很多。比如35歲邊緣化問題，我是非提不可的；“996”問題，我是非提不可的；“紫絲帶媽媽”的問題，我是非提不可的；拐賣婦女兒童的買賣同罪，我也是非提不可的。如果一個問題不是已經到了非提不可的程度，我也會再考慮考慮的，放到兩會去提了，那就是已經非提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