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華棟，成名早，16歲“出道”；創(chuàng)作量、閱讀量大，涉獵面甚寬。僅2018年面世的《邱華棟文集》就多達38卷。而在這龐大的體量中，今年他在譯林出版社先后面世的讀書札記《現(xiàn)代小說佳作100部》和長篇小說《空城紀》尤為我看重。

關于《現(xiàn)代小說佳作100部》，筆者曾有專文予以簡要評述，此處只想強調(diào)一點，從這部作品中不難看出邱華棟對上世紀以來世界各國一些最重要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前世今生”是何等的稔熟，這對我們理解邱華棟何以如此創(chuàng)作長篇小說新作《空城紀》或許不無補益，余則不再贅言。

而這部《空城紀》在我看來不僅是邱華棟個人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最為特別、最為驚艷的一部，也是我們整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領域中值得特別關注，能夠從不同角度切入進行解讀的一部厚重之作。

《空城紀》中，華棟以今日尚存之龜茲、高昌、尼雅、樓蘭、于闐和敦煌等六座西域古城的廢墟為場景在作品中依次登臺，將公元紀年后首個千年中的漢、魏晉、隋唐等史籍記載中淘洗出的相關史料并輔之自己的虛構與想象，構成了古與今、虛與實的交錯，演繹成繽紛場景無數(shù)。

一個個歷史與現(xiàn)實中虛虛實實的人物，開始有了生命，有了行為，有了表情，他們內(nèi)心的聲音沖撞開了那些本來覆蓋或飄浮于其上的狂風呼嘯、黃沙嗚咽……從模糊走向清晰、從細微走向嘹亮；

一座座廢墟還原成宮殿城池，一個個歷史人物從史書中，從壁畫雕塑中走出，他們有了市井人煙、有了七情六欲，生命被照亮，那些背景式的、脆薄的、窸窣的、噪鈍的、激昂的聲音，傳遞出漢唐盛世中那元氣充沛的初始強音。

而今日之后來者在自己的先祖?zhèn)兡怯七h而豐滿、陽光而威武的言行中觸摸到了自己文化的根脈。

一部《空城紀》，城雖“空”，“紀”則實：時間上貫通古今，空間上匯聚八方，內(nèi)容上彰顯豐滿，意識上凸顯大中華多民族的共同體。

如此悠長廣袤的時空與博大多姿的內(nèi)容，必須配之以精巧別致的形式方可恰切自如地吐納。為此，華棟本人將其稱之為“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蘆式樣結(jié)構”。

不妨將這個“石榴籽、橘子瓣或者糖葫蘆”解剖一下：一部《空城紀》由30個短篇組裝成六個中篇，即從龜茲開始繼而以時序由高昌、尼雅、樓蘭、于闐和敦煌等六座古城遺址排列套裝成一部長篇。而這六個中篇再形成一個從“龜茲雙闋”開始，經(jīng)由“高昌三書”“尼雅錦帛”“樓蘭五疊”“于闐六部”，最終抵達“敦煌七窟”的梯次排列，而在這六個中篇即六個遺址的表現(xiàn)上，各自又選取一個最具代表性的題材，如音樂、書籍、絲綢、洞窟等為抓手。

這樣一種既開放又謹嚴的結(jié)構本質(zhì)上其實就是現(xiàn)代小說在結(jié)構上講究開放性、組合性、靈動性與整體性合一的一種典型體現(xiàn)。

如此這般，《空城紀》在漫長時間與浩瀚空間的自由穿梭看上去只是作家謀篇布局、掌控全局、運籌帷幄的一種功力，骨子里支撐著的則是人類文明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一些帶有規(guī)律性與普適性的終極問題：諸如文明與愚昧、生存與發(fā)展、戰(zhàn)爭與和平、傳承與創(chuàng)新等等。這其中固然有發(fā)展階段的不同、不同發(fā)展階段側(cè)重的不同，但終極指向與目標則十分清晰：那就是和平、發(fā)展、和諧、幸福。

作為小說，《空城紀》敘事的本質(zhì)自然是虛構與想象，作品通常是由一個畫家、舞者、音樂人之類的角色到那些古遺址去考察、去采風，或獲取素材、或?qū)ふ异`感，繼而由此引發(fā)出對遙遠星空的想象。

這些當然都是虛構，但華棟筆下的這些虛構又都是建立在對大量歷史材料，包括文獻、典籍、文物、遺址等的研究與思考之上，在大量的考古、實證、文獻、雕塑、畫像當中尋找蛛絲馬跡，繼而藝術性、拼接性地予以“還原”。于是，一垛垛廢墟還原成富麗堂皇的城池宮殿，一個個虛虛實實的人物從魏晉漢唐史籍、從壁畫雕塑中走了出來；市聲人煙、冷暖表情接踵而來……共同演繹奏響了漢唐盛代中那元氣充沛的初始強音。

這樣的創(chuàng)作其難度可想而知，但華棟的確為此做足了功課：年少時即去了“位于吉木薩爾縣的一座古城廢墟”，此后又“斷斷續(xù)續(xù)造訪了很多地方”，“昆侖山以南、天山南北、祁連山邊，在塔克拉瑪干沙漠和古爾班通古特戈壁邊緣”；“多年來，收集了許多關于歷史地理、文化宗教、民族生活方面的書籍，得閑時就翻一翻。”“千卷書我已讀過，萬里路我已走過”。

正是有了如此長時間的多方積累，才成就了《空城紀》不枉為華棟眾多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厚積薄發(fā)的一部力作。

《空城紀》中依次出現(xiàn)的六座古城盡管在悠遠的歷史長河中有過自己的輝煌與燦爛，但那一切終究都是昔日之榮光。面對今天那一座座破碎且淹沒于黃土風沙中的殘垣斷壁瓦礫廢墟，生發(fā)出一些蒼涼沉重之唏噓也不足為怪。但在華棟的筆下，他沒有刻意渲染那些過往歷史的蒼茫與悲壯，而是以第一人稱的敘事、勾連古今的方式巧妙地將那種歷史的蒼涼轉(zhuǎn)化為厚重，為那一座座今日之“空城”賦予了人性的光輝。

對小說創(chuàng)作而言，《空城紀》所涉之內(nèi)容其實是一個并不太好駕馭的題材。

還不僅僅是因為時間上從兩漢到唐宋那段跨越漫長時間且距今遙遠的歷史，空間上的六座古城之所在雖集中于西部，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又分屬于不同的宗主，且彼此間的歷史、民族、語言與文化有聯(lián)系但更存差異。從總體上說這一段歷史盤根錯節(jié)，他們與當時中央政權以及彼此間的關系反倒是有點像《三國演義》開篇所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因此選擇這樣的題材無異于華棟為自己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設置了一道難題。

然而，面對現(xiàn)在《空城紀》呈現(xiàn)出的總體面貌與狀態(tài)，完全可以說這些難題在華棟筆下都得到了和諧妥當?shù)奶幹谩？梢哉f，通過“怎么寫”，華棟成功地解決了“寫什么”的難題，而這個難題的本質(zhì)就在于創(chuàng)作《空城紀》的邱華棟和諧智慧地解決了長篇小說“寫什么”與“怎么寫”之間的如何恰適匹配。

竊以為這一點對我們當下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與評價尤具現(xiàn)實意義與價值。

從根本上講，任何一種體裁的文學創(chuàng)作都需要妥善處理好“寫什么”與“怎么寫”的和諧關系，但可能是由于體量大的緣由，這一對關系的處理在長篇小說領域則更顯重要。坦率地說，在我們現(xiàn)在數(shù)量眾多的長篇小說（其實也涵蓋其他文體）創(chuàng)作中，相當一部分作品的問題都出在對這雙關系的處理上。

一部分作品過于注重“炫技”，內(nèi)容則著實稀薄；而更大量的作品則是片面注重題材的選擇，似乎只要觸及所謂“重大”“現(xiàn)實”之類的內(nèi)容便可“一俊遮百丑”，幾乎完全不顧及基本的藝術規(guī)律及文體品質(zhì)。

說到底，無論是單純“炫技”或是片面注重“重大題材”或主題的作品盡管可能有一時一地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其命運絕不外乎曇花一現(xiàn)。再極端點說，這樣的作品其實連“曇花”都不如，“曇花”終究還是花，而全然不顧藝術規(guī)律的寫作是否夠得上“文學”二字都令人懷疑。

在這一意義上，《空城紀》所彰顯出的價值與魅力以及由此而引發(fā)的關于小說創(chuàng)作更深層的思考則更顯可敬可貴。

文：潘凱雄（知名文藝評論家）

編輯：郭超豪

責任編輯：邵嶺

來源：文匯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