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中國默片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名字，從影時間僅有短短九年，卻在銀屏上塑造了諸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婦女形象。她曾在上海灘風靡一時，卻在僅 25 歲時就結束自己的生命，永遠關上自己的耳朵。

今天是 3·8 國際婦女節，亦是阮玲玉逝世 90 周年，我們選擇在今天講述阮玲玉的故事，回顧那個“新女性”誕生的時代，與彼時女性遭遇的困境。也愿身處當下的女性，可以更自在、做自己。

演員阮玲玉

她從小就美。

聯華公司出版的《阮玲玉小傳》中寫，她十四歲小學畢業時，就已“亭亭長成，瓊葩吐艷，朗朗照人，雖荊布不飾而韻致嫣然。”

十六歲那一年，迫于生計，她從崇德女校退學，想辦法養活自己和母親。次年，明星影片公司籌拍《掛名夫妻》，她參加并通過遴選，考入明星電影公司，并改名阮玲玉，從此開始了自己的銀幕生涯。

演員阮玲玉從這部《掛名夫妻》開始誕生。

當時主考的導演卜萬蒼直覺她是一個“難得的悲劇演員”。她雖然從未受過表演訓練，也沒有聽說過任何表演理論，但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仿佛都是為表演而生。

在無聲電影時代，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中國婦女銀幕形象——教師、村姑、勞工、妓女、乞丐、作家……這些角色是各個階層千萬女性的縮影，也投射著阮玲玉自己的人生經驗。《神女》導演吳永剛曾將她比作“感光極敏銳的‘快片’……無論有什么要求，只要向她提出，她都能馬上表現出來，而且演得那么貼切，準確，恰如其分”。

從《故都春夢》到《野草閑花》《戀愛與義務》《一剪梅》，再到《神女》《小玩意》《三個摩登女性》與《新女性》，阮玲玉從影九年，拍攝了二十九部電影。無論是《戀愛與義務》中的富家千金，還是《桃花泣血記》中的貧家少女，或是《神女》中的母親與妓女，《三個摩登女性》中的女工，阮玲玉都將自己的鮮活注入角色，更令人為劇中女子的命運而唏噓。

演員趙丹則是這么評價的：

“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換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個飯盒，跑到工廠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們一同上班，簡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個演員了。”

《神女》

上映于 1934 年的《神女》被譽為中國電影黃金時代的最經典默片，阮玲玉在其中飾演一位為了生活和撫養兒子而出賣肉體的“神女”，講盡了 1930 年代底層小人物的悲劇。

如電影開頭的字幕所說——“神女——掙扎在生活的漩渦里，在夜之街頭，她是一個低賤的神女，當她懷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潔的母親。在兩重生活里，她顯出了偉大的人格。”

「《神女》中的經典鏡頭」

柔弱的女子在生活的洪流里掙扎，于阮玲玉自己的人生而言，又何嘗不是這樣。

阮玲玉生于上海，幼年喪父，隨母為人幫傭，在此期間結識了張達民。張家是個大家庭，張家兄弟有十一人之多。輟學與張達民結為夫婦時，張家已家道中落，張達民不事生產，每月靠家中給一些月例錢過活。其時張達民兄長張慧沖在電影行業工作，是他建議阮玲玉去面試電影演員，阮玲玉才去投考了明星影業公司。

從此世人皆知她美。

在那個年代，電影不僅僅是摩登的生活方式，在民族危難背景下誕生的左翼電影，更表達著時代的呼喚，影片的強烈現實關懷影響著萬千觀眾，自然也影響著參演其中的演員。

“阮演過很多的戲，她對自己主演的戲，必然比別人得到的更多。”與阮玲玉合作過《城市之夜》《香雪海》《天倫》等片的導演費穆在回憶阮玲玉的文章中寫道：“她的思想無疑是頗受自己的作品的影響，因此她更發現了自己生活上的矛盾。”

阮玲玉出生與成長的年代，本就是風云變幻、新舊交替的年代。這樣的年代，走出種種傳奇，也留下許多遺憾。

“感情豐富的女子她必然會對人生失望的。”

在逐漸成名的日子里，她與張達民的感情并不順利，兩年之中分居三次，阮玲玉還曾服安眠藥自殺，送到福民醫院后，救回一條命。

1931 年，張達民得到阮玲玉的推薦，任上海光滑大戲院經理。次年，“一二八事變”爆發，阮玲玉攜全家離港避難，旅居澳門，四月才返回上海。張達民又由阮玲玉推薦給聯華影業公司董事長何東，做了瑞安輪買辦。

兩人的感情正式破裂是在 1933 年。那一年阮玲玉先后主演《三個摩登女性》《城市之夜》《小玩意》，在事業上又上一層樓的同時，與張達民正式分居。從結婚到分居，阮玲玉都未對外公布，也不曾有過正式婚禮。

阮玲玉與茶商唐季珊，同樣也不可能有正式的婚禮。唐季珊另有新歡，加上報紙上滿紙的“通奸”，乃至后來卷入與張達民的訴訟，都令阮玲玉身心俱疲。

阮唐二人的“家庭生活”，如費穆所回憶的“并不是怎樣圓滿”，費穆猜測“她已看到更遠的未來，而已有所畏懼。但她卻自安于那種生活，她再不愿突破那種環境而憧恨于更理想的生活”。

九十年前，這樁樁件件加在一起，終于將一位女明星逼入服毒自殺的絕境。

那是 1935 年的 3 月 8 日，婦女節凌晨兩點，阮玲玉選擇永遠關上自己的耳朵。

在前一天夜里，阮玲玉與友人小聚，縱聲談笑，與在座女演員親吻告別，留下一句：“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要走了！失陪了！”

3 月 8 日下午，阮玲玉終告失救離世。

當日晚間，有人找到滬江照相館的老板姚氏兄妹，請他們把阮玲玉的照片放大，姚氏兄妹選擇了這張凝眸淺笑的半側面頭像，放大成 72 寸照片，在阮玲玉出殯時使用。

1935 年 3 月 14 日，金焰 、孫瑜、費穆等 12 位知名電影人扶棺，送阮玲玉安葬于聯義山莊。沿途夾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達 30 萬人。美國《紐約時報》駐滬記者寫下“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哀禮”。

然而她去世之后，喧囂并未就此停止，唐季珊對外公布了兩封遺書，留下人們最為熟知的“人言可畏”，但這兩封遺書一直受到質疑。不久后，《思明商學報》上發表了另外兩封遺書，語氣明顯激烈得多。這兩封遺書據說是由唐季珊后來的新歡梁賽珍提供。

當時媒體對阮玲玉之死的角度，多從性別角度出發，卻多是借此抒發各自之觀點，比如探討阮玲玉作為女性本身存在的問題，或認為其害怕人言、情感混亂、當斷不斷、三心二意，批判她“戀愛與物質生活”的沉迷，《婦女月報》更是在《阮玲玉自殺 ：告中華女界》一文中直指“阮玲玉事前容易被人誘惑，事后又沒有革命精神去擺脫”。

阮玲玉的悲劇，不僅僅關乎于感情，更與時代相關。

《新女性》

何為新女性？

在那個上海電影的黃金時代，許多電影都是圍繞這個命題展開。阮玲玉于 1935 年主演的電影，干脆就以《新女性》為題。

影片中，她所飾演的韋明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為了婚姻自由出走，但和男友結婚生下一女后卻反遭拋棄。韋明為求生存只身前往上海一家女子中學任教，王校董欲追求韋明，但沒被接受，不久后，韋明失去了工作。出版社雖然允諾出版她的小說，卻無法支付稿費。為了給日漸病重的女兒籌集藥費，韋明不得不當了妓女，然而那夜的客人就是王校董。再也無法承受種種環境的壓迫，韋明在小說出版前服毒自殺。

經過搶救蘇醒后，在朋友的鼓勵下，她認識到，白白犧牲性命只會親痛仇快，因而發出了“我要活啊！”的吶喊，這一幕無聲的鏡頭在后人看來，仿佛也是阮玲玉為自己命運的呼喊。

《新女性》由演員艾霞的真實故事改編。拍攝期間，阮玲玉由艾霞的經歷想到自己的遭遇，在片場失聲痛哭。

電影中韋明與記者因故結怨，記者將其自殺丑聞在報章大肆渲染，這一情節甚至在現實中得罪了新聞界，而一部電影引發的軒然大波，壓力幾乎都壓在阮玲玉一人的身上。

當她被卷入訴訟，報章輿論當然沒有放過這場“流量盛宴”，也成為壓垮這位年輕女性的“稻草”之一。

她見過多少人生悲劇，她嘗過多少生活的苦味。

“感情豐富的女子她必然會對人生失望的。”在阮玲玉逝世周年紀念的冊子里，費穆這樣寫道。

在電影里，她是反抗命運、批判“舊勢力”的“新女性”，她的身上承載了種種符號，影迷將她視作時尚偶像，導演與編劇用她的形象承載著民族大義與階級抗爭，而在“明星阮玲玉”之外，她只是一個在時代里浮沉，將“人生看得甚是嚴肅”的人，費穆回憶她常常飲酒至半醉，問朋友“我算不算一個好人”。現實將她渴求平靜安定的理想打得一個粉碎，甚至于“我算不算一個好人？”的可憐的疑慮似乎也得到了一個否定的答案：“你不是好人！”

阮玲玉死后哀榮盡顯，生前卻未能獲得她想要的安定與支持。

放在當下，阮玲玉的死，或許是一場可以避免的悲劇。

人們常用她主演的電影“神女”指代她，而阮玲玉與那時的萬千普通女性一樣，更需要的是被以全然的“人”的視角來對待。

就如同時人多用“女神節”“女王節”來指代“婦女節”，仿佛“婦女”是什么不雅的詞匯，在將“婦女節”還給“婦女”的同時，紀念婦女節也更多回到了它的本質——這是為紀念婦女權利而設置的節日，在這一天，婦女的成就得到認可，不分國籍、種族、語言、文化、經濟或政治。

也不僅僅是在這一天。

重新尋找阮玲玉

1960 年，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在聯義山莊阮玲玉墓前立碑，碑上鐫刻了蔡楚生親筆題書“藝人阮玲玉之墓”，但是在十年浩劫中，阮玲玉之墓遭到了破壞，據目擊者回憶，現場景象慘不忍睹，阮玲玉的墓碑也不知去向。

1995 年 11 月和 12 月，《新民晚報》文化新聞版先后發表多篇“阮玲玉墓今何在”的報道，尋找阮玲玉的遺跡，最終不得所蹤。鑒于尊重藝術家的初衷，上海電影家協會和福壽園決定為阮玲玉重新設計和建造一塊墓碑，并向社會征求設計稿。最終，從三十多份設計稿中，選定了雕塑家王明龍設計的方案“神女隕落”。

紀念碑采用水晶白花崗巖雕刻而成，簡潔而莊重，主體部分以阮玲玉在電影《神女》中的形象為藍本，阮玲玉身穿旗袍，斜躺在電影膠片形狀的榻上，底部的浮雕則突出“七嘴八舌”“眾口鑠金”的概念，與“神女”形象形成鮮明對比。

「阮玲玉紀念碑」 （位于上海青浦的福壽園人文紀念公園）

塑像落成的那一天，《城南舊事》的導演吳貽弓發表了講話：

我們紀念她，因為她是一位曾經為早期中國電影注入過輝煌的人；

我們紀念她，因為她是一顆在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不可磨滅的耀眼的明星；

我們紀念她，還因為她是一個在舊中國倍受惡勢力摧殘的受害者。

在大眾視野里，阮玲玉是風光無限的明星，但是除了拍攝《三個摩登女性》時為自己爭取扮演勞工的角色，阮玲玉在電影制作中幾乎毫無話語權。

在那個提倡婦女成為“新女性”的時代，女性無論作為創作者還是普通人，在權利伸張上都難逃主體性的缺失。阮玲玉被困在“新舊之間”，被困住的又何止是阮玲玉。

或許今天的我們還可以再加上幾句。

我們紀念她，是因為她為中國電影藝術帶來第一批較為真實的婦女形象。

我們紀念她，是因為人們太少看見作為明星之外的她。

我們紀念她，是因為我們已經走上更寬廣的前路。

來源：人間像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