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江南的古代意味

盛唐之音里，有一句“江南好”，那是詩人白居易，以其水磨調式的音律，朝著“日出”與“春水”，娓娓道來。

到了宋代，又有一位詩人，其生平際遇，就一個“貶”字，一路貶來，從江南貶到嶺南，從嶺南貶到海南，當其天涯回望，江南之美，溢于言表，就一句話：“廬山煙雨浙江潮。”我們知道，這位詩人就是蘇軾，他以兩個標志性的江南物事，一語提撕江南，可謂詩意滿滿，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從廬山到會稽山的詩意空間”，而這樣的一個人文地理空間，就是唐宋區(qū)劃的江南。

唐初規(guī)劃江山，“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長江以南，設江南道，其轄境，東臨海，西抵蜀，南倚嶺，北依江，據長江流域，劃分為二，以中游地區(qū)為江南西道，簡稱江西，道治洪州——今南昌，下游地區(qū)為江南東道，簡稱江東，道治在蘇州。

到了宋朝，政府改制，改“道”為“路”，故改稱為“江南西路”和“江南東路”，蘇軾說的“廬山煙雨”，就指江南西路，而其所謂“浙江潮”，則代表江南東路，但其治所卻在江寧。

元朝又一改，改“路”為行省，江南西路改為江西行省，江南東路改為江浙行省，“江南”從行政區(qū)劃里不見了。

明初，定都南京，設南直隸，包括蘇、皖、滬二省一市，設立江南巡撫，這也就是明朝行政區(qū)劃之“江南”了。

但在民間自發(fā)的稱謂里，“江南”則別有所指，俗以南宋民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為據，一改政治地理和行政區(qū)劃立場，從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出發(fā)，改以蘇、杭為中心，以此劃分出“江南”核心區(qū)域——蘇南的蘇、松、常和浙北的杭、嘉、湖。

清初，改南直隸為“江南省”，而這也就是孟德斯鳩談起“江南”時，要提到“江南省和浙江省”的原因。后來，清政府嫌“江南省”太大，深恐其尾大不掉，故把“江南省”二分為蘇、皖，從江南道到江南省，作為行政區(qū)劃的“江南”，又消失了。

因此，拿來與荷蘭、英國比較的江南，不再是被朝廷行政區(qū)劃所局限的江南，當然，也不單純是由自然地理空間所確定的江南，而是以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空間達成的江南共識。如揚州，其地理位置原在江北，但其行政區(qū)劃，卻一度劃在了江南，屬于江南省的一部分，江南省被拆分以后，其他江北地區(qū)，無不各歸其位，在江蘇省里，回歸其蘇北地位，獨有揚州，仍稱江南，何也？就因其在人文地理與經濟地理上，與江南有更多一致性。

南京路：全球化的江南

歐洲人看江南，不同時期，各有其代表。正如李天綱《江南文化與歐洲世界》所言：元朝時，以杭州為代表，其代表作為《馬可·波羅游記》；明朝時，以南京為代表，其代表作為《利瑪竇中國札記》；清朝時，以揚州為代表，其代表作為《馬嘎爾尼使團報告》；近代，則以上海為代表，為此，李天綱向我們推薦了一本書——美國人羅茲·墨菲寫的《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

受了羅茲·墨菲的影響，李天綱將其視野，從上海聚焦到南京路上，跟著也寫了一本《南京路：東方全球主義的誕生》，值得一提的是“東方全球主義”這個概念的提出，一下子就把上海的一條街道，提到了“全球化”的焦點上，吸引人眼球。

其內容框架，以南京路作為“全球化的微觀宇宙”，其時空范圍，以1843年上海開埠至1937年淞滬會戰(zhàn)為時間軸，聚焦南京路——從外灘到靜安寺的空間演變，將其視為中國近代全球化實踐的“實驗室”。其敘事結構，從物質流動的建筑、商品、人群——買辦、猶太商人、革命者錯綜交織跨國網絡，到文化雜交的西洋廣告與中國年畫的視覺融合、月份牌女郎的“摩登身體”建構、京劇與爵士樂的共演，揭示了“全球化”的“中西合璧”式的地方性轉化，還有權力博弈，租界工部局與華人商會的制度角力、民族資本與殖民資本的競爭共生，展現“全球化”的多重權力維度。

書中提到，1865年，“南京路”以“華洋雜居”的形式出現，此前，英租界為界內街道命名，多起英倫名字，但上海不同于香港，香港在成為英租界之前，一窮二白，英國人在一張白紙上，畫其藍圖，上海不然，它有自己的文明底稿，還在利瑪竇與徐光啟時，它就開了個“中西會通”的好頭，在“江南早期工業(yè)化”中，它以行銷全球的“松江布”，成為當時中國工業(yè)的代表。

英國教士麥都思，深諳此“中西會通”之道，欲以此道，打造一座“中西合璧”之城，而其首選則莫過于上海。

子曰“必也正名乎”！命名之于城市，是給城市一個定位，以此定位，選擇它的未來，為城市規(guī)劃做好制度安排。

對此，麥都思提議，摒棄固有的殖民地方式，在原有文明基礎上，規(guī)劃出一個“東方全球主義”的“上海模式”。

他說：看看租界里的中國人，他們來自各個省份，方言各異，攜資無數，帶來繁榮，這豈不是預示著上海將成為一個世界大都市？為了迎接他們，路名就應該來自中文，取自中華大地。

“工部局”接受了這個用中國省市命名租界馬路的提議，規(guī)定英租界東西走向的馬路，以中國重要城市命名，南北走向的馬路，以中國主要省份命名，故按中華城市南北順序，英租界東西向馬路也由北向南，依次為：“北京路”“南京路”“九江路”“漢口路”“福州路”“廣東路”“北海路”。

然而“南京路”只是“東方全球主義”的一個“上海模式”，并非如其書名所言仿佛“起源”意義的“誕生”。

我們只能說，其于南京路，這還是第一回，就此而言，亦可以算作“誕生”，但不能說“東方全球主義”在這條路上“誕生”，因為“東方全球主義”，古已有之，并非源于英國。

歷史上，“東方全球主義”有兩個版本，一為古代版本，以中國傳統(tǒng)天下觀及其“天朝上國”理念為主要來源，另一為基于“中西會通”原則采取“中西合璧”方式的近代版本，而“南京路”便是一個由英國主導的“東方全球主義”的近代版本。

在中國傳統(tǒng)天下觀里，也有兩種形態(tài)，一種是文化中國的形態(tài)，追求“天下為公，人類大同”，另一種是王朝中國的形態(tài)，欲以“家天下”實現“大一統(tǒng)”，且慣以“天朝上國”自居，這兩種形態(tài)，都從中式天下觀的“東方全球主義”里反映出來。

試以江南為例，四個代表性的城市，它們分別代表了“東方全球主義”在江南發(fā)展的不同階段，各有其時代性。

杭州，代表了“東方全球主義”對西方的啟蒙階段，通過《馬可·波羅游記》，將“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震撼，帶到了歐洲，在歐洲，掀起了一陣陣“到中國去”的“中國風”。

須知“天堂”之于歐民，乃上帝所在，為神圣之所，擬以蘇、杭，以為是最接近上帝的地方，還有什么比這更吸引人呢？“到中國去”吧，去尋找那個離上帝最近的人間“天堂”。

南京，代表了“東方全球主義”的“中西會通”階段，鄭和下西洋時，他尚未邂逅那些“到中國去”的西洋人，當徐光啟放眼世界時，便有利瑪竇遠渡重洋來中國與他“會通”了。

這是一個過渡階段，從古代向近代過渡，也是一個轉型階段，從“天朝上國”的“東方全球主義”向“中西會通”的“東方全球主義”的轉型，轉型中，不但轉出了“孔耶同源”“耶儒合流”，還轉出了首部“漢譯世界名著”——《幾何原本》。

揚州，代表了過渡和轉型階段的“東方全球主義”的“白銀時代”，清帝下江南，重點在揚州，其次為蘇、杭，雖曰“天堂”，卻無揚州地理之便，遠離“天朝”，隱含有自治風險。

還有就是財政，揚州之于中央財政，直接的關聯度更高，其以“二白”行業(yè)——銀業(yè)和鹽業(yè)，成為了中央財政——戶部的抓手，鹽為內財，銀從外來，二者結合而成“鹽引白銀”，看似當下“石油美元”，但有所不同的是，美元由美國主導，而“白銀”則不由中國主導，一旦白銀外流，中央財政的根本就會動搖，明、清兩朝的脆弱性，就在于此，必須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維持其龐大的貿易順差，源源不斷，使西銀東漸，支撐其增長的盛世場面。

清時，西銀東漸，經由廣州一口，渡珠江，越嶺南，下贛江，北出鄱陽湖，轉長江，由揚州漕運，北抵京師。這京、廣一路，繞開了杭州、蘇州，卻繞不開揚州，揚州以運河引流江南財源，遙控嶺南財路，握住東南半壁財富。

此揚州之所以為揚州也，然而，上海一開埠，它便失落了，不但經濟地位失落，而且政治、文化地位也隨之失落。

漕運改海運，經濟大動脈轉移了，揚州不在出海口，故其經濟樞紐地位，便轉移至上海，這不但是揚州的失落，更是大清的失落，因其在大清治下，而上海則不然，政治上“華洋共治”，文化上“中西合璧”，作為經濟命脈的江海關總稅務司，被牢牢地握在了英國人的手里，中式天下觀讓位于英式“東方全球主義”。

在《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一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東方全球主義”的上海的多維鏡像，其時空范圍，以1843年開埠至20世紀中葉為時間軸，涵蓋了租界時期、民國黃金時代、抗戰(zhàn)與內戰(zhàn)等關鍵階段，聚焦了上海從“滬”到“海”的演變。

作為中國的“現代性的實驗室”，上海率先引入銀行、股票交易所、百貨公司，其“半殖民地”的經濟屬性，反而催生了一種獨特的混合型經濟模式，賦予其混血成長的市場空間。

文化上也被“西化”，從《申報》到《新青年》，從江南翻譯館到商務印書館，從月份牌到電影工業(yè)，從外灘建筑群到猶太難民社區(qū)，從南京路到四馬路，文化產業(yè)的龍頭打開了。

不是“沖擊—回應”式的外部壓力反應，而是“東方全球主義”經由“中西會通”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朝著“中體西用”的方向邁進，作為王朝中國的“中體”雖然坍塌了，但是，還有文化中國的“中體”在那里支撐，在“上海模式”的形成中，以選擇性吸納和創(chuàng)造性轉化，確立西化與同化融合的“主體性”。

如何定位“東方全球主義”？請參考以下幾點：

首先，它是地理空間上的東方基點，如上海的南京路，處于中國東部沿海，是“東方全球主義”的一個典型空間。

聚焦來看，它是一條路，一個焦點，放大來看，它是東方之城上海的一個基點，再擴大一下，還有江南，上海“南京路”，可以說是江南古城“南京”在上海的延伸，英倫之于“南京”，可謂別有深心，其稱晚明松江布為“南京布”，而打破晚清閉關鎖國的第一個條約就是《南京條約》，以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上海最重要的一條馬路叫做“南京路”了。

以“南京路”提撕整個江南，使之成為“東方全球主義”的龍頭，我們也可以說“東方全球主義”以江南為產床，以上海為搖籃，誕生了“南京路”這個“東方全球主義”的新生兒。

這個新生兒——“東方全球主義”之子，不但其地理位置，相對于“西方全球主義”，成為了連接東洋與西洋的全球空間網絡的一個新的海通節(jié)點，而且其歷史地位，在回應洶涌而來的東洋與西洋的夾擊中，成為了中國海洋文化歷史地理的新中原。

古代中國，有“逐鹿中原”一說，其地，原在關中與河洛之間，為帝都所在，乃王朝命脈，自周秦以至于漢唐，皆以此地為“中原”，運河開通后，深入江南財賦重地，先是經濟中心轉移，繼而政治中心隨之，有宋以來迄于明清，運河中段，江淮之間，成為了“中原”，南京和北京取代西安、洛陽，成為了新帝都所在，近代以來，上海開埠，漕運停而海運興，國運面朝大海，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遂為列強逐鹿的“東方全球主義”的“新中原”。

有別于漢唐進取西域的古代“東方全球主義”，上海成為了以“洋務運動”回應世界潮流的近代“東方全球主義”的新起點，其回應，有兩個源遠流長的模式支撐，一個是內向的以蘇州為代表的運河模式，一個是外向的，以寧波為代表的港口模式，這還不夠，還要加上一個以閩粵為代表的買辦模式。這三個模式，前兩個基于江南，后一個來自嶺南，它們與英倫模式互動，磨合又融合，成為一種新文化——海派文化，形成一個新模式——上海模式。

商務印書館：立“中體”于江南

上海開埠之于英人，其利自不待言，之于江南一隅，則利害參半，害在主權喪失，利權亦失，英人上下其手，不但運營上海于其掌股之間，而且以海關方式長臂管轄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各地稅收，使江南輸血英倫，而英倫肥矣！然而，江南無懼，繡花針里蘊含了干將莫邪的劍氣，絲玉之間透露出《孫子兵法》的深意，更有“廬山煙雨浙江潮”，那個美呀！天下無敵，英人匍匐矣。

于是，洋務運動來了，以“富國強兵”鑄造我“中體西用”的漢家軍魂，從湘軍、淮軍、楚軍到武漢新軍，它們“告別晚清”，以市場經濟安身，開始了中國的“工業(yè)革命”，以文化江山立命，開啟了“走向共和”的歷程，這便是陳寅恪之所以自處于“湘鄉(xiāng)南皮之間”，“湘鄉(xiāng)南皮”者，曾國藩、張之洞之二人是也。

接著，新文化運動也來了，作為晚明以來中國第三次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江南樣式，新文化從“中西會通”來，以“中西合璧”來，從江南翻譯館到商務印書館，這一路走來，走向“中體西用”——以“文化中國為體，民主科學為用”的新階段。

“會通”以翻譯實現。其時西學東漸，大量西學詞語，如“西洋潮”，一浪又一浪，涌入古漢語中，驚濤裂岸，漢語與之“會通”，“合璧”而成新漢語，使西學漢化，化為“中體西用”。

其始作者，為江南翻譯館，然其所謂“中體”者，仍以文化中國為王朝所用，不離政統(tǒng)、道統(tǒng)，自囿于王朝中國的高墻深苑中，至商務印書館問世，已然帝國崩，王朝滅，民國方興，猶據亂世，乃以民國依托于文化中國，而以文化中國為“中體”。

立此新“中體”于江南，開啟“東方全球主義”的文化產業(yè)新景觀，在江南，新文化運動不但擁躉“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還要加入商品經濟——“康先生”，特別強調了商品經濟的平等性是新文化運動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基石。

然而，這位“康先生”，在北京“中心主義”的新文化運動的敘事中消失了，這就讓我們能理解何以《新青年》在上海出生，卻要跑到北京來成長了，就因為它缺了一位先生——“康先生”，致使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放棄穩(wěn)健的“三足”鼎立的立場，改為放開“兩足”，激進地奔跑，在上海跑不起來，跑來北京了。

當時，代表“三足”鼎立的雜志，是商務印書館旗下的《東方雜志》。它始于清末新政時期，以“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為宗旨，旨在以知識傳播，實現國民啟蒙，成為發(fā)行量最大的民國刊物，其發(fā)行范圍包括國內主要城市以及海外20多個地區(qū)。

此外，它還是一本歷時最久的大型綜合雜志，歷經清末立憲、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抗日戰(zhàn)爭，守其原旨，甘為“輿論的顧問者”，而非以國民導師自居，其與《新青年》展開的“中西文化論戰(zhàn)”，當可視為文化上的“京派”與“海派”之爭。

作為“東方全球主義”的文化重鎮(zhèn)，商務印書館為“中西會通”——翻譯，提供了一個出版發(fā)行的文化產業(yè)的平臺，不但為中國的國民教育貢獻了全國2/3的教科書，為現代教育體系的形成和國民教育的普及構筑了一個基于文本的基礎，而且為大眾啟蒙源源不斷地提供讀物。自1897年成立以來，它即以譯介西學為己任，嚴譯《天演論》《原富》等經其一出，便執(zhí)了思想界的牛耳。

20世紀初，商務印書館推出“萬有文庫”，“漢譯世界名著叢書”于此初現雛形，其譯者，不僅是翻譯家，多半還是思想家，其譯作，是以現代漢語同西方思想對話，其對話，磕磕絆絆，將我們帶入閱讀困境，但我們知道，那是思想所必須跨越的一道道理論的門檻，當我們發(fā)現，在那承載著西方思想的漢語身上，抑制不住所暴露的傷痕，可見對話中思想撞擊的份量，譯作雖難免還留有氣喘吁吁的語感，卻可見用漢語攀登西方思想高峰的艱難，若非對漢語有著充分的自信，若非漢語自身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蘊，他們怎么能推開西方思想的大門，并且?guī)ьI我們進入思想啟蒙的路徑？真的，我們除了向往那些西方思想的經典作家，同時，我們也敬佩那些有著偉大的漢語抱負并能與之對話的譯者，他們在東西方思想的叢林里披荊斬棘，為我們開辟出中西會通的具有普適性的思想道路。

漢語的優(yōu)美，我們在古漢語中早已有了體會，那吟風詠雪、拈花指月的詩性之美，其韻悠悠，至今仍令人回味。

但要談到漢語的偉大，僅有那詩性之美，就遠遠不夠了，還要有理性的力量，而力量，就得由現代漢語來彰顯。一切力量，都在對抗中顯示出來，對話之中，含有對抗，正是同西方思想的對話與對抗，顯示出漢語的力量，促進漢語的理性成長。

以此，我們認為，現代漢語的最高成就，不在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和以王國維、陳寅恪為代表的新史學，而在一塊體量更大、分量更重、難度更高、范圍更廣的領域——以漢譯世界名著的譯者群體為代表的社會科學，那是“東方全球主義”的一個新領域，在此領域，現代漢語的思想者們，奮力追趕著西方的思想，在西方思想所能達到的一切高度上，都留下了現代漢語的切齒之痕，在西學涉獵的所有范圍內，都留下了中國語詞跋涉的足跡，它們之間的關系，不是“處女與媒婆”，而是現代漢語對西方思想的一場曠世的超越性的精神苦戀，追求者都是中西合璧的美少年。

翻譯，是語言的較量，不但是不同語言的較量，更是語言背后不同思想的較量，較量的過程，在“中西會通”中，表現為“西化”與“化西”的互動，也就是說，用漢語呈現的西方思想同原來不一樣，從“西化”出發(fā)，卻走向了“化西”，這是由漢語的本位立場和主體性決定的，這一走向，也可說是古漢語的現代化，一旦現代漢語形成，漢語就從“西化”轉向“化西”了。

（作者近著：《走進宋畫——10—13世紀的中國文藝復興》，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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