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言詠/文 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科技館館長倪閩景表示，在AI（人工智能）時代，建議把手機還給孩子。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代表委員發出另一種聲音：比如，全國政協委員洪明基表示，希望國家立法，嚴禁家長給15歲以下孩子購買和使用智能手機。全國政協委員陳偉志則呼吁國家效仿澳大利亞的做法，出臺禁止16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規定。去年11月，澳大利亞立法禁止青少年及兒童使用社交媒體。

看起來兩者的分歧在于，一個鼓勵孩子用手機，另一個限制孩子用手機。但這只是表面上的，更大的不同是背后的教育理念。

倪閩景的提議是有前置條件的：把“干凈”的手機還給孩子。何為“干凈”的手機？就是用技術把游戲和一些無聊的短視頻屏蔽掉了。這其實暗含了一個共識：作為上網和使用AI最便捷的智能手機，的確容易讓人上癮。成年人都難以自控，孩子更容易沉迷；成年人都難以辨別良莠不齊的信息，孩子更容易被迷惑。沉迷手機對未成年人造成的身心危機已經不容忽視。

兩者的分歧在于，我們對待孩子使用手機的態度是什么？是通過“堵”延宕孩子接觸互聯網信息的年齡，還是以“疏”為策，通過引導孩子正向使用，讓他們在與互聯網共處中逐漸成熟心智？

其實，堵是堵不住的。在現有法律法規中，已有詳盡的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內容，相關部門也出臺了針對未成年人網絡沉迷的防范措施，但很多都難以落實。有些是租售賬號的灰色產業鏈所致，幫孩子繞過了限制；有的則是因為規定過于僵化，家長干脆幫孩子“作弊”。

禁止家長給孩子買智能手機也不現實。智能手機除了刷視頻、打游戲等容易讓人沉迷的功能，還有很多中性甚至正向的功能。一刀切地禁止青少年使用手機，會喪失很多便利，某種程度上也是對他們的“矮化”。澳大利亞的禁令并非沒有爭議。反對者認為，這只會讓年輕人更精通繞過限制的技術，由于轉入“地下”，有可能讓他們接觸到互聯網上更隱蔽也更危險的部分。還有人用“道路與車”打比方，認為禁令就像是“以禁止車輛通行替代想辦法修補路面”。

倪閩景“干凈”的手機這一提法或許過于理想主義，但其背后把手機當作工具合理使用，利用互聯網和AI為孩子的成長賦能的理念值得借鑒。畢竟，現在的世界早已被互聯網和AI深深嵌入，它們就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

所謂合理，首先就是要有“度”。低齡的孩子可能離不開家長的監管，但不管是對兒童還是青少年來說，讓他們有更多其他愛好，尤其是線下活動很重要。一位80后的心理咨詢師說，她小時候最熟悉的娛樂場景是踢毽子、跳房子、去郊游，但現在她見到的更多是孩子們聚在一起玩手機。這其實是社會變化的一個縮影。當成人們的社交活動都用“線上”替代，無疑給孩子形成了一種負面示范。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身體力行地增加一些線下娛樂活動，增加與真實世界的接觸，增加與真實的人接觸，這是防止沉迷于虛擬世界的利器。

面對良莠不齊的信息，要學會分辨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這就是信息素養。它離不開思辨力的培養，也離不開實踐的習慣。倪閩景舉了一個例子，如今網絡平臺上有不少視頻打著科普的旗號蹭流量，比如，有的視頻把兩個電池放在水杯兩側，杯中的水就能旋轉起來。這些偽科普視頻，如果看完后自己去實踐一遍，就能驗證它的真假，進而去學習、探究真正的科學原理。動手去做、去實踐是科學思維的關鍵。

因此，到底能不能把手機還給孩子，只是具體的操作層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引導孩子在與互聯網和AI的相處中成長。線上和線下從來就不是割裂的，沒有在真實世界的體驗和行動，互聯網和AI賦能只會是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