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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焦慮

陳季冰2025-03-18 08:15

陳季冰/文 “澤連斯基沒有牌可打”,美國總統特朗普近來經常掛在嘴上的這句話無疑是對的,因為他們痛恨的歐洲的確陷入了歷史性的焦慮和恐慌。

二月的最后一天,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里那場眾目睽睽之下的爭吵之所以震驚了整個世界,遠不僅僅是因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在數百萬直播觀眾面前展現出來的那種肆無忌憚的恃強凌弱和粗魯無禮,更重要的是,人們從中預見到了一幅與之前幾十年完全不一樣的未來圖景。

到今年2月24日,烏克蘭的戰火已經燃燒了整整三周年。過去三年里,俄烏雙方的激烈交火從未停歇過,雙方已有上百萬人死于這場新世紀以來全球最大規模的戰爭。

由于俄烏雙方公布的談判立場截然對立,和平進程看起來也遙遙無期。

按俄羅斯總統普京2024年6月宣布的“和平倡議”,要言之,烏克蘭必須“保持中立、不結盟和無核地位”,以及所謂“非軍事化”和“去納粹化”,重中之重,便是不能加入北約,乃至徹底解除武裝。此外,讓烏克蘭和國際社會承認俄方目前已經實際占領的烏克蘭東部那些“新俄羅斯地區”為俄羅斯聯邦的合法領土,西方國家則應當立即取消對俄的所有制裁……

這些條件是烏方斷然不能接受的。從澤連斯基等烏克蘭領導人的歷次表態來看,領土問題固然重要,但還未必是完全不可妥協的。但烏方堅持自己的“國家安全必須得到保證”,換言之,其核心恰恰是烏克蘭應當加入北約,即使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必須獲得一份在美國、歐洲與俄羅斯之間得到正式確認的安保條約,例如像美日、美韓之間那樣的軍事同盟協議。

因為得到了美國和歐盟的全方位支持,烏克蘭在這場東斯拉夫“兄弟鬩墻”的戰爭中令人吃驚地頑強生存了下來。戰爭剛爆發時,普京曾信心滿滿地揚言要在一周內“解決烏克蘭問題”。當時,即便是最樂觀的國際觀察家也認為,烏克蘭難以堅持一個月以上……可三年過去了,俄軍迄今只占下了烏克蘭約20%的領土。而且,從2022年底至今,雙方互有得失,有時烏軍還有力地組織了一些有效的反擊,甚而攻入俄羅斯本土。戰事總體上陷于膠著,交火線基本再未發生重大變動。

同樣頗令人吃驚的是,國內經濟狀況糟糕、國際上孤立無援的俄羅斯也堅忍地承受下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即使俄軍在烏克蘭境內的推進并不順利。兩個看似都無法承受長期戰爭的國家,都奇跡般地經受住了三年戰火的考驗,并且似乎都仍有能力繼續撐下去。這就使得和談的前景變得十分渺茫。

然而,美國國內政治的風向變化頃刻間便打破了這種均勢。

2024年11月大選中再次當選的特朗普在尚未正式就任前,就一再宣稱要“迅速結束”這場“荒謬的戰爭”,夸口“一天內實現和平”。而特朗普和平方案的要旨是,繞開當事國烏克蘭與盟友歐洲,直接與俄羅斯“達成交易”。為此,他入主白宮未滿一月,就與普京通了電話。與此同時,美俄外交官于2月中旬和2月底先后在沙特和土耳其兩次會談,雙方還宣布,特朗普與普京很快會在沙特阿拉伯實現首腦會晤。

自那以后,特朗普以及美國政府便一百八十度轉彎,一再嚴厲攻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特朗普先是在自己的平臺“真相社交”上指責烏克蘭“本不該挑起”與俄羅斯的沖突。特朗普稱澤連斯基是“未經選舉的獨裁者”。特朗普也稱澤連斯基的“支持率僅有4%”,呼吁烏克蘭舉行新選舉。而在2月下旬,美國還破天荒地與俄羅斯一起聯手否決了聯合國為紀念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周年提起的決議草案。該草案的主要內容是支持烏克蘭領土完整,并再次要求俄羅斯撤軍。據說,美國本來還打算拒絕簽署稍后西方七國外長會議共同譴責俄羅斯入侵的公報。

在特朗普的脅迫下,“無牌可出”的澤連斯基只能忍氣吞聲、一再退讓。他最初竭力試圖拒絕特朗普提出的以烏克蘭稀土礦產換取美國援助的提議,之后不得不勉強接受。2月28日那場白宮爭吵的緣起,原本就是他特意跑去美國簽署稀土合作協議的;他還曾公開提出,若烏克蘭能加入北約,愿意立刻辭去總統職務,以展示自己并非貪戀個人權力、而是為了國家利益的胸襟;甚至在白宮爭吵發生過后,他仍然一再公開表示,他認為美烏關系可以挽救,相信最終能夠與美國簽署協議……

反觀這個三角關系的另一邊——美國與俄羅斯,我們無法確切地得知俄美之間在烏克蘭戰爭爆發后的“破冰接觸”達成了何種共識,但從公開新聞中看到,美方當前正在抓緊研究如何迅速放松乃至解除對俄制裁;而俄方則已明確拒絕了特朗普一度提出的按當下交火線凍結戰爭的動議,仍在努力試圖向前推進戰線;美國多位政府高管先后表示,烏克蘭完全收復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之前的領土“非常不現實”、烏克蘭領土讓步“無可避免”。而特朗普這種“正式承認烏克蘭現實”的“務實精神”受到了普京的表揚;還有報道說,俄羅斯有官員公開表示,目前美方的立場已經基本與俄羅斯的愿景相一致……難怪無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大多數國際觀察人士都認為,特朗普所謂的“烏克蘭和平”,說穿了其實就是壓迫烏克蘭向俄羅斯投降。

而從歷來自詡“善于交易”的特朗普的立場出發,他手里的牌對澤連斯基那一邊的優勢的確是一邊倒的,且招招絕殺:就在白宮爭吵之后第5天,美國宣布暫停了與烏克蘭的情報共享,直到澤連斯基同意按特朗普的要求與俄羅斯舉行和談,這將嚴重削弱烏克蘭防衛俄羅斯導彈襲擊的能力;而在此之前,美國已停止了對烏克蘭的直接軍事援助。據權威媒體說,沒有美國這些支持,烏克蘭的武器彈藥將很快消耗殆盡,澤連斯基的部隊將赤手空拳面對俄軍……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美烏高層會晤時所說的話,在我看來更像是自言自語:“……現在俄羅斯有責任采取措施結束戰爭。我們希望他們會說‘是’,他們會同意和平。現在球在他們手里。”顯然,他的單相思不會成真。因為主動權現在完全掌握在普京手里,他可不像在與俄談判開始之前就單方面放棄了自己籌碼的特朗普,在牌桌上,他到現在連一張牌都還沒出呢。因此,他絕不會像魯比奧期待的那樣,輕易說出“是”字來。

烏克蘭的命運,對于世界各地的人而言,其重要性(或者說啟示)遠遠超過了它對美國人的影響。歐洲人首當其沖。這是為什么那場白宮爭吵在歐洲引起如此震驚的原因,也是為什么以特朗普為代表的部分美國政治人物對歐洲盟友一直深為不滿的根源。

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的問題急切而又現實:“我們的任務是與特朗普討論,如果普京如愿以償,后果將是什么?”如果抵抗了三年的基輔在這一屆美國政府逼迫下不得不投降(目前看起來,事態正在不可避免地朝這個方向發展),那么,從波蘭到波羅的海一帶的所有歐洲東北部國家,都會感受到撲面而來的透心涼意。這只是第一波,這股涼意很快就會覆蓋整個歐洲。

然而,這片人類歷史上最先進入現代化、迄今仍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區之一,為什么淪落到當下的可悲境地呢?上周我的一位朋友帶著他一貫的義憤填膺提醒我:歐盟的經濟總量將近20倍于俄羅斯,歐洲老百姓的日子過得比美國老百姓都要悠閑愜意,它憑什么一直“躺平”在美國身上,理直氣壯地要求美國保護自己?他確實提出了一個好問題,相信這也正是不少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選民憤憤不平的原因。

今年2月中旬,美國新任國防部長佩特·赫格塞思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就公開表示,歐洲大陸的防務應該主要由歐洲自己負責。他激烈駁斥了外界對美國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拋開歐洲與俄羅斯單獨“勾兌”的批評,發出擲地有聲的警告:“搞清楚,特朗普總統不會允許任何人把山姆大叔變成‘傻子大叔’的!”

所謂“傻子大叔”,很顯然是特朗普說給自己的選民聽的。海格塞斯幾天前才剛剛憑借副總統萬斯那一票勉強通過參議院對他職務的任命投票,這位電視臺前主播因丑聞纏身、缺乏軍事管理經驗而備受爭議。他還在布魯塞爾忠實地傳遞了現任美國總統的信息:“特朗普政府并不認為烏克蘭加入北約是俄烏戰爭解決方案的一部分。”

事實上,我不但認為我那位朋友提出的是一個好問題,我還在很大程度上同意他在這個問題上的具體觀點。但我立刻補了一個問題:歐洲現在的這個樣子,不正是1945年的美國(當時還有英國)希望看到的樣子嗎?對于任何社會事務,如果只專注于它當下呈現出來的表征,而不深入了解和理解它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我們看到的這個樣子的,就相當于醫生診斷病情時“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不是試圖從根本上解決病因。

今年恰好是二戰勝利80周年。在當今這個世界上,親歷過二戰的人已經不多了,親歷過一戰的人應該是一個都沒有了。所以我們需要暫時把時鐘撥回到那個時代,了解一下“戰后秩序”的起源及梗概。

粗略地說,在人類近現代史上,歐洲是一切現代事物的發源地,也是一切“現代罪惡”的策源地——兩次世界大戰的淵藪都在歐洲。

二戰結束后,那一代高瞻遠矚的世界大國領導人正確汲取了一戰結束后戰后安排的慘痛教訓。他們一致的共識是:必須要對歐洲做一次開膛破肚式的大手術,使之再也不可能成為戰亂的禍源。說得不好聽一點,就是要徹底閹割掉歐洲大國(本質上其實不僅限于戰敗國德國和意大利)過去的軍事擴張能力。可以說,當時對戰后秩序的一切安排,都服務于這條首要目標。

只是,以往的帝國主義對付“敵人”的方式,都是在地圖上抹掉它,身體上奴役它,精神上同化它……而戰后崛起的新的世界霸權美國卻不是這樣,美國“消滅”敵人的方式是把它送進“溫柔鄉”,也就是說,保證它的安全,并幫助它過上好日子。對德國,對日本,甚至包括冷戰終結后一度對待俄羅斯,美國采取的都是這種“善意”的姿態。美國被認為代表了一種全新的霸權——一種“善”的“霸權”。

然而,霸權再“善”,終究是霸權,其本質是不容挑戰的壓倒性威懾力量。這意味著歐洲也好,日本也好,甚至后冷戰時代的俄羅斯也好,它們要得到美國幫助、從此過上好日子,是有明確前提的:它們必須在很大程度上放棄獨立的軍事力量。對美國來說基本的標準就是,它們所擁有的武力,只能限制在最基本的自我防衛程度上,而絕不再是一種有可能對他國(更別說美國自身了)構成威脅的力量。

二戰結束后不久,美蘇決裂,“鐵幕”落下,世界按意識形態一分為二。但對于美國所領導的所謂“西方自由世界”這半邊而言,美國畫好的政治路線圖反而更清晰了。無論是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還是大西洋兩邊的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合作,都緊密圍繞著這一路線圖展開。在東亞和世界其他地區,最典型的如對待日本,美國依靠的則是一系列雙邊同盟協議,最終目標則與歐洲大同小異,一言以蔽之:我保證你的安全與繁榮,你放棄過去的武力。

這套戰后秩序在西半球的所有具體安排中,最重要的兩根支柱便是歐洲一體化計劃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前者是政治經濟聯盟,美國置身其外,但它過去曾經積極地鼓勵自己的“離岸小兄弟”英國加入其中,以便通過它更有效地對歐洲施加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歐洲煤鋼條約”,到50年代末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直到90年代上半葉的“歐洲聯盟”,鐵幕西邊的歐洲各國從經濟貿易融合起步,在吵吵嚷嚷中一步步走向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的聯合,終于變成了今天這樣一個“超國家政治體”。這是一個閃耀著濃厚“后現代色彩”的新生事物,這大概也是它為何會遭到特朗普這類威權型政客如此敵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們的首要共同點是,腦海里都深深烙印著一幅前現代的世界圖景。

之所以從經濟和市場的一體化入手,是因為那一代大西洋兩岸領導人睿智地認識到,共同的經濟利益是不同的人們之間實現合作最容易、也最牢固的基礎,歐洲一體化計劃的初衷,絕不是如當今那些右翼評論家所說的那樣,建立一個“共同貿易壁壘”,更不是要打造一個“新超級大國”。其意圖非常簡單,丘吉爾和戴高樂都曾挑明過,就是讓歐洲各國和不同民族通過不斷深化的合作與融合,逐漸消弭長久以來的敵意,進而一勞永逸地拔掉世界大戰的最危險引信。

就這一點,70多年后回頭再看,它獲得了驚人的成功:在今天,歐盟內部盡管時時抵牾不斷,甚至出現類似于英國脫歐這樣的重大變故,但歐盟國家相互之間爆發戰爭似乎已是天方夜譚;特別是,德法兩個歐洲大國之間的數百年宿怨得以“一笑泯恩仇”,更是國際關系史上最大的奇跡。

再看北約,作為西半球戰后秩序的第二根支柱,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聯盟。事實上,北約的建立比歐洲一體化項目的啟動更早。它是在1949年面對蘇聯的威脅應運而生的,其目標是在冷戰陰影下維護西方世界的安全。照理說,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和“蘇東集團”的煙消云散,北約的使命已經完成,其存在理由本身已不再存在。然而它卻并未隨冷戰的終結而終結,相反繼續存在且還在不斷擴大。

對當今世界不少人來說,一度迷失了方向的北約繼續存在和持續東擴,才是造成后冷戰時代“永久和平”遲遲不能到來、世界不穩定的首要推手——他們從中看到的是美國和西方頑固推行霸權主義的野心。而這個過程令北約自身也不斷陷入地緣政治沖突,它的軍隊一度甚至深入中亞的阿富汗。如今,烏克蘭戰爭似乎又讓站在十字路口的北約重新找回了使命。平心而論,如果說烏克蘭的命運對于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來說,是一個生動的反面教材的話,那么,這些先后加入了北約和歐盟的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久前還是“華約國家”)就是俄羅斯的反面教材,同樣殘酷而生動。這完全取決于不同的視角、立場,當然,還有價值觀。

過去80年來,歐洲、日本,以及世界各地絕大多數國家都接受了這一戰后秩序——有些是自愿順從的,比如歐洲和日本,因為它們得到了切實的好處。相信無論德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會發自內心地同意,自己的生活比當年它們的軍隊肆虐歐亞大陸的時代要好得多。但也有不少心懷怨憤卻不得不忍氣吞聲的,因為山姆大叔也是“兩手都硬”:一手是紙醉金迷的好萊塢和麥當勞,另一手則揮舞著坦克與大炮。

如今的問題是: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突然認為,自己在這個秩序中吃了大虧,美國不想玩了!它執意要退出這一自己一手締造的戰后秩序,而且這種不計后果的情緒化主張,在美國的決策精英中已不再處于邊緣地位。現任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曾是特朗普在共和黨內部最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出身古巴流亡家庭的魯比奧理應是上述美國主導的戰后秩序最堅定的擁護者,然而他在2023年發布的一份題為《多元化高于外交》(DiversityOverDiplomacy)的報告中,卻高度呼應了“特朗普主義”:“二戰后建立的全球秩序不僅過時了,而且現在已成為一種被用來對付我們的武器。”因此,“將美國和美國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這一點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更加必要。”

讓我們再來比較一下“特朗普1.0”和“特朗普2.0”時代主導美國對外關系的兩個主要部門負責人的變化——

2017年1月,國務卿候選人雷克斯·蒂勒森在提名聽證會上說:“我希望美國的同盟關系穩固,同盟國希望美國恢復領導力”;2017年,特朗普提名的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說:“擁有強大同盟國的國家會繁榮,沒有強大盟友的國家則會衰落。”

這也正是為什么備受尊敬的企業家蒂勒森和將軍馬蒂斯在特朗普1.0時代都沒有干滿兩年就卷鋪蓋走人的原因。但話說回來,不管特朗普當時情愿還是不情愿,他都不得不提名他們。

如今,國務卿魯比奧說:“我們花費的每一美元都必須回答以下三個簡單的問題:能否讓美國變得更安全?更強大?更繁榮?”如今,新任國防部長赫格塞斯說:“很感謝將美國放在首位的特朗普以無私的領導力引領偉大的國家。沒有比他更出色的總司令。”

這也正是魯比奧和赫格塞斯在“特朗普2.0”時代能夠得到提名的原因。過去八年間,美國發生了許多變化,以至于特朗普現在已經可以毫無顧慮地把一個只干過幾年下級軍官、主要在電視上吹捧自己的媒體人士,提拔到當今全球最強大軍隊指揮官的位置上。

特朗普及其同僚們對歐盟和北約的敵意是公開的。特朗普曾多次揚言要對歐盟征收高額關稅,甚至在去年競選期間,他就稱歐洲是“迷你中國”。許多人擔心,迄今已對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國等國祭出關稅大棒的這位“關稅俠”,其最終目標是歐盟,這種擔憂在華爾街資本市場上已提前得到體現。

特朗普一貫認為北約“過度依賴美國”,他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國防開支目標從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提高至5%。他還曾說,自己對于美國要不要繼續支付北約的費用“并不確定”。最近他在橢圓形辦公室對一群記者說:“這是常識,對吧。如果他們不付錢,我就不會保衛他們。不,我不會保護他們。”他甚至提及美日安保條約,“我們與日本有一個有趣的協議,即我們必須保護他們,但他們不必保護我們……”隨后,他譏諷道:“順便說一句,他們和我們在經濟上賺了一大筆錢……這些協議是誰做的?”

如果說這看上去完全是一種斤斤計較的“雜貨店主思維”的話,他欽定的副手、理論水平和寫作才華都要遠勝于特朗普的副總統萬斯,在2月14日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的演講,就將“特朗普主義”的本質一覽無余地展現在了歐洲人面前。萬斯對自己“從不關心”的烏克蘭戰爭只字未提,相反,他強硬且激烈地抨擊了歐洲的許多做法,稱這將妨礙言論自由,限制了美歐合作空間。最核心的,他還認為,中國和俄羅斯都不構成對歐洲的威脅,“我擔心來自內部的威脅,擔心歐洲會背離它的一些最基本的價值觀。”也就是說,無論在最淺表的現實利益,還是在最深層的價值理念方面,特朗普的美國都決心要與過去的盟國“脫鉤”。

過去,人們常常不假思索地認為,國際政治中最根本的不安定因素是大國爭霸。當下看來,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特朗普2.0”時代國際關系中的頭號風險,恰恰是“霸權退場”。著名的政治風險調查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Group)在今年1月6日發布的《2025年全球“十大風險”報告》中指出,“全球領導力的缺失已經嚴重到危機級別”,“G零世界”(G-Zero,GlobalLeadershipVacu-um,這個概念由政治學者伊恩·布雷默提出,用來描述當今世界秩序的全球領導力真空)將是未來第一大風險。穩定的國際關系需要一個穩定的秩序,而這套秩序本身之所以有效和穩定,是因為有一個強有力的秩序維護者。

更糟糕的是,從許多端倪來看,尤其是從特朗普能夠如此強勢地卷土重來這一事實來看,他所代表的那種思潮和勢力極大概率并不像拜登輕描淡寫地說的那樣,只是一個“暫時的異常”。隨著美國的厭倦,世界可能真的走到了又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在可見的碎片化的未來,已經習慣了戰后秩序的所有主要國家,都必須經歷一次根本性的調整。

可見的幾個趨勢是:第一,止戈休兵80年的各國將會抓緊重新武裝自己。最新消息顯示,波蘭已在本周正式宣布了發展核武的計劃。這對于歷史和地理位置上都處于東西方文明斷裂帶前沿的所有國家自身來說,都是迫不得已、因而也是十分明智的做法。但眾所周知的是,積極發展武備會挖下一個個“修昔底德陷阱”,從而導致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逐步為更大規模和更高烈度的沖突、甚至世界大戰預備好導火索。

其次,對美國自身來說,如果執意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那么,“雜貨鋪店主”看到的那點蠅頭小利是得到了,巨大的負擔可能也暫時卸掉了,但過去當“老大”所獲得的巨大權力以及附著于其上的所有好處,都會一點點耗損殆盡。首當其沖的,美元地位會衰落,因為美國取代了英國,美元才取代英鎊的,今日的美國就像一戰后的英國。維持霸權的意志與能力,是一對相互促進的東西。

最后,當跌跌撞撞的平衡不再,長期以來自認為受到現有秩序剝削和壓制的敵視這個秩序的力量,就會蠢蠢欲動。當今世界各個角落里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不滿勢力都不是傻子,他們都懂得抓住機遇,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上述三個趨勢顯然不會是孤立發展的,它們會糾纏在一起,構成一個個連鎖反應。從不起眼的、不可預測的細小沖突開始,最終釀成下一場全球大變局。

歐洲(或許還有日本)既是過去受惠于上述戰后秩序最多的,又處在上述“地緣裂縫”的前沿,所以也是當下最焦慮的。

在1月20日的總統就職演講的結尾,特朗普豪情滿懷地宣布:“美國將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未來是我們的,我們的黃金時代剛剛開啟了。”

這話聽上去相當耳熟。

1918年一戰結束后,當時的美國在巴黎和會上拋出了一份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戰后國際秩序安排方案,這一主張,后來被學術界以當時美國總統的名字命名為“威爾遜主義”,其中已經蘊含了一些二戰后國際秩序的雛形。不過,在當時歐洲列強的骯臟交易之下,威爾遜和他的“威爾遜主義”鎩羽而歸,美國外交使團最終憤而退出巴黎和會。歸根結底,這既不是英法帝國主義有多強,也不能怪威爾遜總統無能,而是他得不到自己身后美國國內民眾的支持。甚至直到二戰的戰火已經燃燒到了大半個地球,美國人民仍然極不情愿去插手世界事務,直到珍珠港上空的爆炸聲響起的那一刻。

按我們中國人的紀年方式,天下之事,一甲子一輪回。80年,已經大大超過了一甲子。上天賜予了那么多代人的持續和平與繁榮,這是歷史上少有的,我們或許已經應當十分感恩。

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不可能像特朗普吹噓的那樣,“終止所有戰爭,為這個憤怒、暴力、完全不可預測的世界注入新的團結精神……”恰恰相反,在他和他的特朗普主義之下,世界從此將陷入動蕩。正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留下的那句話:美國(自身)終有一天將感受到戰爭威脅,即便暫時“海洋保護著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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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