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國翔/文 2023年熱映的電影《奧本海默》中，曾獲192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玻爾（NielsHenrikDavidBohr，1885—1962）對三年便從哈佛大學本科畢業、當時正在劍橋大學讀實驗物理研究生的奧本海默（J.RobertOppenheimer，1904—1967）說：“你不喜歡劍橋，去哥廷根吧！”一句話道出了哥廷根當年在世界學術圈中的崇高地位。

迄今為止，已有超過四十位的諾貝爾獎獲獎人曾在哥廷根學習、工作或生活過。不過，哥廷根的燦爛群星不光有約翰·高斯（JohannCarlFriedrichGau?，1777—1855）、克思·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沃納·海森堡（WernerKarlHeisenberg，1901—1976）這些科學領域首屈一指的人物，還有叔本 華 （ArthurSchopenhauer，1788—1860）、海涅（HeinrichHeine，1797—1856）、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以及如今仍健在的哈貝馬斯（JürgenHabermas，1929—）這些人文社科領域的翹楚，以及“鐵血首相”俾斯麥（OttoEduardLeopoldvonBismar－ck，1815—1898）等政治精英。1837年發生的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G?t－tingerSieben）事件中，除了物理學家威廉·韋伯（Wilhelm EduardWeber，1804—1891），其余包括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達爾曼（FriedrichDahlmann，1785—1860）、格奧爾格·格維努斯（GeorgGervinus，1805—1971），文學家“格林兄弟”（BrothersGrimm，雅各布·格林 [Jacob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 [WilhelmGrimm,1786—1859]）、東方學家海因里希·艾沃爾德（HeinrichEwald，1803—1875）和法學教授威廉·奧爾博雷希特（WilhelmAl－brecht，1800—1876），都是人文社科領域的一流人物。

雖然二戰后哥廷根的學術地位呈下降的趨勢，但是，這座擁有古老歷史和輝煌傳統的歐洲典型的大學城，依然散發著迷人的學術魅力。來訪哥廷根的人們只要看到哥廷根火車站站牌上那句“創造知識的城市”（Stadt，dieWissenschafft），就立刻會感受到這座城市尤其是哥廷根大學在人類知識史上的地位。

迄今為止，在我前前后后已有兩年多的德國訪學經歷中，哥廷根雖然不是我呆過最久的，卻是我去過次數最多的德國城市之一。從2009年秋到2024年暑假，我一共去過四次哥廷根：三次到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其中兩次是去講座，一次是密集課程（intensivecourse）的教學；一次是在同樣位于哥廷根的“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MaxPlanck Institute forReligious andEthnicDiversity），利用暑假時間擔任為期三個月的訪問研究員（VisitingResearchFellow）。

初訪哥廷根

2009年初訪哥廷根，也是我第一次訪問德國的那一年。當時，我作為洪堡學人到波鴻魯爾大學（Ruhr-Univer－sit覿tBochum）駐訪三個月。但是，恰好那一年施耐德（AxelSchneider）教授到哥廷根大學任教并負責重建那里的東亞系。他得知我當時在波鴻魯爾大學，就邀請我去哥廷根大學演講。這是我第一次與哥廷根大學結緣。后來我才知道，施耐德教授其實也出身波鴻魯爾大學。波鴻是我踏足德國的第一站，第一位邀請我去哥廷根講座的施耐德教授竟然畢業于波鴻魯爾大學。如今想來，真讓人不禁感嘆世界之小，緣分之巧。

施耐德教授是在波鴻魯爾大學漢學系魏波渡（BodoWiethoff）教授的指導之下取得的博士學位，而魏波渡則是德國著名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Franke，1912—2007）教授的高足。施耐德教授和我聊天時，曾談起過魏波渡近乎傳奇的一生和治學方法對他的啟迪。不過，雖然注重實證研究的魏波渡是施耐德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魏波渡退休之后，他更早的一位學生魏格林（Su－sanneWeigelin-Schwiedrzik），也一度擔任過施耐德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但據施耐德自陳，后來影響他更大的反而是美國學者列文森（JosephR.Levenson，1920—1969）。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完全接受列文森的具體看法，只是意味著他在研究方法上也和列文森一樣，更注重解釋歷史現象的理論。也正是如此，他也才尤其偏愛像曼海姆（KarlMannheim，1893—1947）和柏林（IsaiahBerlin，1909—1997）這樣更以思想見長的學人。

2018年3月我請施耐德教授去浙大講座，他的講題是“現代性與保守主義的問題：如何協調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無疑顯示出了他青睞理論的取向。記得講座前的晚宴上，我向曾經留德的時任哲學系系主任王俊說：“施教授雖然是史學教授，但他可不是只能說‘事’的，他也是講‘理’的。”“講理”當然是語帶雙關的幽默，但意在指出他比較能夠談思想和理論，不像有的歷史學者只會羅列事實、頂多會講故事而已。精通中文的施教授明白我的意思，于是大家會心一笑。

我和施耐德教授的相識，始于2009年的5月。那時，他還在荷蘭的萊頓大學擔任亞洲研究所以及東亞研究中心的教授和負責人。在那之前，我們并沒有見過面。但他邀請我參加5月28—29日在那里舉辦的“儒學與現代社會”（ConfucianismandModernSo－ciety）國際研討會。于是，我們就在萊頓認識了。那一次的會議雖是國際性的，規模卻很小，正式受邀參會者不超過10個人。

2009年5月萊頓那次，應該是我第一次到歐洲。還記得頭一天晚飯不知不覺吃到10點半，卻渾然不覺已經很晚。因為天空明亮，如同白晝。從那時起，我真切地體會到了歐洲尤其是北歐地區，由于緯度較高，夏天的白晝特別長，夜晚到來得很晚。

萊頓初次見面時，施耐德教授也許已經告訴過我他是德國人。但是，當2009年秋得知他已經離開萊頓轉任哥廷根時，由于距離5月萊頓的會議不過幾個月時間，我還是不免覺得有點兒突然。至于秋天去波鴻駐訪一事，是5月在萊頓見面時跟施耐德提起，還是到了波鴻之后才告訴他的，我已經不記得了。總之，我到了波鴻和他聯系上之后，他就立刻邀請我到哥廷根大學講座。

初到哥廷根時，施耐德教授去火車站接我。就在他給我安排的下榻旅館的一樓，他跟我講述了他由萊頓轉任哥廷根的經過。我還記得，他說哥廷根大學接受了中國的一筆錢。在這筆資金的幫助下，他負責重組東亞系，要設立一個講授中國法律史的教席，并爭取使中文成為當地的第二外語。他告訴我，第一個目標不成問題，第二個目標難度較大。

那一次的講座，我的題目是“Dia－logicalConfucianism 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自然由施耐德教授主持。講完之后，我們和幾位師生又一起共進晚餐，繼續聊一些彼此感興趣的話題。結果，這個講題造就了我第二次訪問哥廷根的機緣，那是2012年的暑假，也是迄今為止我在哥廷根最長的一次駐訪。

哥廷根是一座典型的歐洲傳統意義上的大學城。不過，就在這樣一個小城，德國最為著名的科研機構“馬普學會”（TheMaxPlanckSociety）下屬的84個研究所中，有5所位于哥廷根。而這5個研究所的其中之一，就是“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該所的前身是“馬克斯·普朗克歷史研究所”，原本是馬普學會屬下唯一的人文學科研究機構。但是，后來隨著從事歷史研究的主任退休，就變成了以“宗教和民族多樣性”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性質的研究機構。這也表明，在德國的學術傳統中，主事者個人的因素很重要，不乏中國歷史上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這樣的現象。

在德國所有的馬普研究所中，有關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原本就不超過10所。原來的歷史研究所變成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之后，就沒有一所是聚焦人文學科的了。不過，且不論之前馬普研究所畢竟有歷史研究所的傳統，如果要說其中哪一個研究所距離人文學科最近，恐怕還就只有哥廷根的“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這一家了。

我之所以簡要介紹德國馬普研究所的情況，是因為當時剛剛擔任哥廷根“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所長不久的范筆德（PetervanderVeer）教授，在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大學講座的時候，就坐在聽眾之中。而我第二次前往哥廷根，就是緣于他的邀請。當然，這歸根結底還是由于施耐德教授請我去講座。沒有這個機緣，我大概也不會恰好和范筆德在那個時間點相識了。

范筆德是一位荷蘭籍的人類學家，從2009年到2021年，一直擔任哥廷根“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的所長。在任的同時，他也是荷蘭最古老的大學之一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University）的校級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在這個位置上直到2019年退休。范筆德教授的專長是運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從事比較宗教學的研究。他最初對印度的宗教傳統感興趣，隨后他的興趣又擴展到了中國。我初到哥廷根講座的時候，也許是他對中國的宗教傳統最感興趣的時候，所以他才會去聽我的那個講座。

講座結束后施耐德教授請大家吃晚飯，范筆德教授也參加，當時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誰，也不知道“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是怎么回事。結果就在晚飯席間，范筆德就向我發出邀請，請我找時間去訪問。我當然表示感謝，但因之前已經定好2010年春季有香港中文大學的客座計劃，況且，2010年暑假我又要再次前往波鴻。所以，一直要等到2012年的暑假，我才正式接受范筆德教授的邀請，到哥廷根的“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擔任為期三個月的研究員。

2009年秋的那次哥廷根之行，因為只是應施耐德教授之邀在哥廷根大學東亞系做一次講座，所以只呆了前后不過三天。不過，那畢竟是我第一次到哥廷根。即使是匆匆一瞥之下，那些帶有標志性的建筑和景觀，比如市政廳前的牧鵝少女（Ganseliesel），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據說，每一個哥廷根大學的博士生，在畢業的時候，都要坐著由教授親自推送的花車，來到牧鵝少女的雕塑之下，不僅要為她獻上鮮花，還要親吻其面頰。因此，大家也就戲稱，這個牧鵝少女大概是世界上被親吻最多的女生。后來我三次來哥廷根，無論停留長短，都要去那里給她照幾張像。

就在距離牧鵝少女不遠Kornmarkt大街和Markt大街交匯的拐角處，是一個絕佳的觀看點。站在那個位置，只需轉動一下脖子，就能一覽哥廷根的四座大教堂：西邊的圣約翰尼斯教堂（St.Johannis）、北邊的圣雅各比教堂（St.Ja－cobi）、東邊的圣阿爾巴尼教堂（St.Al－bani）以及南邊的圣米歇爾教堂（St.Michael）。不過，這個被地上的銅牌標記的地點，是我第四次到哥廷根，才從一位上我課的同學那里知道的。

哥廷根之緣

我第二次到哥廷根大學演講，也是我第三次到訪哥廷根，是2023年的暑假，當時我正在柏林自由大學的“聯合高等研究中心”（TheJointCenterforAdvancedStudies）擔任“全球視角下的世界的形成：與中國對話”（Worldmak－ingformaGlobalPerspective:ADia－loguewithChina）研究計劃的研究員（ResearchFellow）。施耐德教授獲悉之后，就邀我再次前往哥廷根大學東亞系演講。這一次我的講題是“ConfuciusasaCosmopolitan:ThoughtandPrac－tice”。此外，施耐德教授還安排我與他指導的五、六位博士生就其博士論文選題進行了一次座談。

這次講座參加的同學不少，前來聽我講座的，還有當時恰好也在哥廷根大學參加“全球視角下的世界的形成：與中國對話”這一研究計劃的王晴佳（EdwardQ.Wang）教授。我和王教授很早就在臺灣認識，我任教清華時，和他在北京也見過面。后來我南渡武林，轉任浙大之后，印象中就有很長時間沒見了。但這次我們不約而同參加“全球視角下的世界的形成：與中國對話”研究計劃，只不過他在哥廷根而我在柏林。我這次來哥廷根演講之前，和他因參加該研究計劃在海德堡大學的會議，已經見過一面。這次我來哥廷根演講，他特意參加并向我提了兩個問題，我們之間就不再只是寒暄聊天，而有了較為具體的學術交流了。

像他這樣出身中國大陸的華人學者，少不了與國內學界有密切的聯系。很多年前在北京時，說起如何處理與國內學界的關系，我隨口說了一句“參與但不屬于”（participationratherthanbelonging）。他似乎很有觸動，尤其在發生某位較有影響的華人學者回國就職后遇到問題的事件后，他特意給我發消息，對我當初所說表示贊許。在海德堡見面時，他又笑稱我當年的話“有理論高度”。

參加講座的還有在劍橋大學工作的范鑫博士，我們之前在美國有過一面之緣。他好像也在柏林自由大學從事過博士后的研究。雖然他也就我講座的內容提了問題，我也給予了回應，但時間匆匆，就沒有更多的互動了。

我這次講座在哥廷根大學呆的時間，比2009年那次要長。講座以及與研究生座談那天的中午，施耐德教授還特意開車帶我去附近的鄉村吃午飯。據他所說，那里吃的東西在城市里是很少能吃到的，非常具有當地的特色。吃飯的時候，他向我講述了他的父親、兄長以及波鴻的指導老師魏波渡的一些生平軼事。這些個體人物的人生經歷，讓我對二戰期間德國的歷史有了更為具體和鮮活的感受。

第二天，施耐德教授又專程驅車，帶我到距離哥廷根161公里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參觀。陪同我們一道前往的，還有施耐德教授指導的兩位來自中國的博士生朱紫一和刁珊。奎德林堡早在公元九世紀便已存在，因其較為完好地保存了中世紀的城市風貌，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世界遺產。我們主要參觀了當地最為著名的奎德林堡修道院（tiftQuedlinburgorReichsstiftQuedlinburg）。這座建于公元936年的修道院，是神圣羅馬帝國的建立者奧托一世應其母親馬蒂爾達（Mathilda，892—968）之請而建。一方面是為了紀念馬蒂爾達的亡夫，也就是奧托一世的父親東法蘭克王亨利一世（HenrytheFowler，876—936）；另一方面，也是為晚年的馬蒂爾達提供一個隱居的場所。所以，亨利一世和馬蒂爾達夫婦兩人就葬在修道院中。馬蒂爾達篤信天主教，樂善好施，死后被教廷封為圣徒（saint）。由于這一緣故，無論在宗教上還是政治上，奎德林堡修道院都擁有崇高的地位。宗教方面，它不僅是專供貴族及皇室的未嫁女兒以世俗隱修女（anchoress）身份來此學習虔誠生活的女修道院，并且在教會圣統制度上是直屬羅馬教廷的自治院區（self-rulingImperialAbbey）。政治方面，隱修院的院長不僅擁有帝國女親王的頭銜，還在帝國議會享有席位。就此而言，這座修道院顯然是歐洲歷史上宗教與政治緊密交織的一個典范。如今，除了亨利一世和馬蒂爾達的墓之外，修道院里還有歷任院長的紀念碑以及以往收藏的各種珍寶。

在參觀這座典型的羅馬風格的修道院時，施耐德教授也跟我如數家珍般地談起了歐洲的歷史，包括政權的更迭、語言的交錯，特別是王室和貴族之間錯綜復雜的姻親關系。聽了他的介紹，我加強了對“封建”（feudalism）這一觀念及其實際指涉的認識。我早已認識到，若要在中國歷史中尋找與馬克思使用“封建制”這一術語時所指的歐洲政治制度相匹配的歷史時期，那么只能追溯到周代。在如今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仍被稱之為“封建社會”的由秦至清這一漫長歷史時期的政治制度，恰恰是終結了“封建”而代之以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盡管中國的前輩學者對中國的“封建”問題早有論述，但施耐德教授在我們奎德林堡之旅時對我講述的德國乃至歐洲歷史，卻使我獲得了更為清晰的參照，從而對此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駐訪馬普所

2009年我第一次到哥廷根時，覺得一切都很新鮮。無論對于哥廷根這所城市還是哥廷根大學，都自然萌生了求知欲。不過，一方面來去匆匆，難以多了解；更主要的是，抽象的知識相對容易獲得，直觀的感受和體會，則非身臨其境并在“境中”生活一段時間不可。因此，如果要說我對哥廷根的“體驗”而不是“觀感”，則更多地是來自我2012年暑假在馬普所的駐訪，以及2024年暑假在哥廷根大學的教學。

當然，嚴格而論，我在哥廷根大學的演講不止兩次，還有一次是在2021年11月12日。那是施耐德教授組織的2021—2022“中國現代性的新視野”（New PerspectivesonModernityinChina）講座系列的第一場，我的講題是“TheUnderstandingandPracticeof“FiveReligions”inEarly20thCentu－ryChina.TheWorksandViewsofFengBingnan(1888—1956)”。接下來到2022年7月15號，還有16場講座。講者中除了西方學者之外，華人學者依序還有許紀霖、羅志田、王昌偉、王汎森、黃克武、汪暉和郭亞珮六位。不過，鑒于當時疫情尚未過去，絕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講者的講座都是在線上進行的。

2012年我利用暑假的時間第二次到哥廷根之后，才對“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的情況，有了具體的了解。我想，它或許代表了至少在社會科學方面德國幾個馬普研究所的基本運行模式。

我最深的印象有兩點：首先，所長的權力極大，幾乎是“一言九鼎”。所以，2009年我演講結束之后的晚飯席間，范筆德便可當場向我發出邀請。并且，這種邀請不是那種隨便客氣一下的“口惠”（lipservice）。只要所長發出邀請，就是所里的決定。雖然當時“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有兩位所長，但大致范筆德側重宗教，另一位側重民族，兩不相妨，兩人均可對自己領域內的所有事務一手拍板。事實上，“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有兩棟樓，基本上兩個所長各據一處，即便在空間上也實現了各自分治的局面。其次，到了之后我才發現，所長權力之所以如此之大，與其模式有關。因為除了兩位所長，還有一兩位有固定位置的教授之外，其余研究人員全部是合同制聘用，每三年就要續簽。如果所長不滿意，三年期滿甚至合同期內，都可能走人。當然，這樣的話，那些研究人員基本上都是博士畢業沒多久、暫時尚未找到固定位置的年輕學人。

這樣的制度之下，那里的年輕研究人員當然不無壓力。但是，在德國和歐洲早已沒有博士畢業馬上就能找到固定職位的情況下，能有馬普研究所這樣的去處，依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此外，在馬普研究所這樣純粹研究而無教學任務的學術機構中，年齡相仿、學科相近的年輕學人們朝夕相處、彼此交流，對于提升自己的學術水準，也是很有幫助的。此外，合同制帶來的一定壓力，客觀上也會促使所里年輕的研究人員保持勤奮，產出被學界認可的學術成果。

對于他們將來找到固定的學術崗位，這當然是有利的。正是因為這一點，能在馬普研究所得到一定聘期的研究員的崗位，對于那些新科博士來說，已然是一份難得的機遇了。我去年暑假在柏林自由大學擔任“全球視角下的世界的形成：與中國對話”研究計劃研究員時，遇到一位在國外攻讀博士學位最后一年的中國學者，正在柏林的一家馬普所從事研究。每次從她提起自己馬普所的經歷時流露出來的神色，就知道她是很為自己有這樣一番經歷而自豪的。

我去“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擔任研究員，與那里合同聘任的年輕學人自然不一樣。一來是像我這樣的研究員一般都是所長邀請，利用我們的假期，所以為期不可能像那里合同聘任的研究人員那么長。我們一般都是最長三個月。而那些合同聘任的年輕學者，則一般是聘期三年。最重要的區別是：我在訪問期間，除了參加所里的活動，完全自由，可以專注于自己的學術研究。雖然邀請函里寫的是我和范筆德教授一起從事“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的研究，但其實這原本是我自己的研究計劃，馬普所對我并沒有科研任務上的要求。而那些合同聘任的年輕學者，則三年之內需完成所里要求的科研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像我這樣的受邀研究員可以說是“訪客”，而通過合同聘任在那里工作的年輕學者，則可以說是“雇員”了。

當然，如果不是范筆德對中國的儒家傳統有興趣，聆聽了我2009年秋在哥廷根大學東亞系的那次講座，并當場向我發出邀請，“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與我或許不太會發生交集。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直到我親自去了那里，才發現研究所里的“雇員”們幾乎全部擁有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學術背景，唯一的例外是一位菲律賓裔的年輕博士，他的專業是政治學。那一年和我差不多時段同去擔任特邀訪問研究員的，還有比我稍早的來自加拿大麥吉爾大學后來轉任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丁荷生（KennethDean）教授、來自廈門大學的鄭振滿教授以及當時在上海大學任職的巫達教授，他們基本也都是人類學的背景。盡管鄭振滿教授隸屬于廈門大學歷史系，但他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采用的是人類學的方法。他與丁荷生長期合作，在福建從事民間宗教的田野調查，已是學林佳話。因此，就學術背景和專業訓練來說，我絕對是其中的一個特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沒有和范筆德教授在2009年的那一次相識，我大概不會和“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結緣。

范筆德之所以當初會去聽我演講，多半是我的講題“DialogicalConfucian－ismasaReligiousTraditioninaGlob－alContext”引起了他的興趣。顧名思義，我是把儒學當作一個宗教性的傳統來看待的，并且，我還強調了儒學傳統的對話性以及如今要將對儒學的理解放在全球的整體之中這兩個方面的思考。對于范筆德而言，他一直致力于全球范圍內對宗教與民族主義等問題的研究，并在這兩個領域取得了國際認可的成就。因此，他對儒學這種長期在東亞地區發揮宗教功能、卻不基于一神教模式的思想體系的關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然，他對儒學感興趣，或許與他太太是越南人也不無關系。這一點，是我去了之后見到他太太，才聯想到的。

我想，他從我的演講中應該也可以辨識，我對儒學宗教性問題的探討，主要還是從宗教哲學、思想史的角度，與其個人乃至他所主持的“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在整體上以人類學和社會學這種社會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宗教的思路，還是有很大不同的。他明白我的取徑與其不同而仍主動邀請我去訪問，顯示了他開放的立場和樂于從其他傳統及其內在研究者那里取益的心胸。

不過，對我來說，直到2012年暑假去了哥廷根的馬普所之后，我才對范筆德以及他帶領之下的整個“馬克斯·普朗克宗教與民族多樣性研究所”的路數有了認識。隨著我以德國為基地而擴大我在整個歐洲的“為學”經歷，我清楚地意識到，歐洲乃至整個西方對中國宗教的研究，其主流或至少人多勢眾意義上的主流，在方法和取徑上是人類學與社會學，而不是宗教哲學和神學（theolo－gy）；在內容和對象上則是民間宗教，而非在中國文化傳統中被視為主流的儒釋道三教。例如，和我2012年夏同在馬普所住訪的丁荷生，其代表性著作之一，就是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明代的三一教及其教主林兆恩（1517—1598）。在夏威夷大學，我遇到了戴安德和郭啟濤，盡管他們都屬于歷史系，但他們的研究領域卻都聚焦于民間宗教。

對于西方中國宗教研究的這一基本特點，我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盡可能吸收其成果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亦步亦趨。后者對于如今中文世界從事中國宗教研究的學人來說，或許更要有充分的自覺。我發現，中文世界不少從事中國宗教研究的學者，常常會誤以為這種偏重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就代表了西方宗教研究的全部，殊不知西方一直以來還有強大的宗教哲學和神學的傳統。二者在西方并存不悖，中文世界的學者不能只見其一，不知其余。而所謂宗教人類學和宗教社會學，其實是從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研究宗教現象。盡管我們可能觸及到宗教的核心要素——“信仰”和“精神性”，但這種觸及與宗教哲學和神學對這些要素的深入探討相比，顯然不可相提并論。這一點，我曾在我的《儒家傳統：宗教與人文主義之間》增訂版的序言中特別提到，希望能對讀者起到一定的提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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