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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時代的貨幣金融格局

韓明睿2024-12-16 14:07

韓明睿/文 金融業從來沒有停止過創新,但從歷史上來看,大部分創新成果都是服務于商業機構的專業工具,與大眾沒有直接關系。大多數人去銀行不是要開立信用證,也不會交易石油期貨。直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普通人與金融系統打交道,大體上還僅限于在銀行辦理存款、房貸業務。相對較少的一部分人會涉足股市,將此作為在房產之外的另一種主要投資渠道。

但在此之后,在已現代化的社會,甚至在一些欠發達國家,滲透到大眾之中的金融創新開始多了起來。中國老百姓有切身體會并且習以為常的移動支付及在線理財,是金融科技的代表性例子。在一些監管寬松的國家,加密貨幣方興未艾,市場一直大起大落但從未沉寂。更為嚴肅的央行數字貨幣理念,最近十年引起了全球主要經濟體政策制定者的濃厚興趣,多國紛紛啟動研究和開發,中國等進展較快的國家已開始落地試點,讓紙幣、硬幣之外的這種新型官方貨幣形態走入普通人的生活。

這些新生事物的潛在利弊及對社會的影響,顯然應當引發各國決策者及創新所觸達的公民們的認真思考。對中國有深入了解的著名貨幣研究專家、康奈爾大學經濟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面向普通讀者的《金錢的未來:數字革命如何改變貨幣和金融》一書,在詳盡介紹相關知識的基礎上,對這些問題做了全面闡述。

金融科技

與很多新詞匯一樣,“金融科技”(Fin-Tech)的外延并不明確。若只用其來指代近十幾年來因互聯網和數字終端普及而興起的幾種金融業務模式,似乎有點狹隘。20世紀下半葉銀行業用計算機中存儲的賬目數據取代紙質賬簿,可以說就是金融科技的一項里程碑。商業銀行的客戶對此可能感知不強。但另一項重要科技產品普通人都很熟悉,那就是自動柜員機。

然而,這兩項科技創新很難說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巨變。信用卡及其背后的支付網絡所引入的改變則要大得多。對上世紀發達國家的民眾來說,使用信用卡在境內甚至境外各種消費場景中付款的便捷和安全,堪稱前所未有,也是后來其他支付手段難以匹及的。

中低收入國家能享受到信用卡服務的人不是沒有,但總的來說只是少數。信用卡不是說開就開,銀行為了盡量避免持卡人違約造成的損失,需要認定信用卡申請人有足夠的資信,而這需要根據收入、職業等信息來綜合判斷。直到本世紀初,按照銀行業傳統的業務標準,發展中國家里的大部分人都還不符合發卡條件。不少人甚至沒有以存款賬戶為基礎的借記卡,基本上只能一直使用現金支付。這就給新興科技變革人們的支付方式留下了口子。

當然現在我們早已知道,移動互聯網與智能手機的結合是填補這一空白的利器。支付寶從最早依托于電腦的線上購物支付服務,在智能手機上順理成章地變身為移動支付工具。微信也隨之跟上。接下來的故事已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但不被太多人所知的是,中國的主流支付平臺既做到了容納極大的并發交易量,同時又建立了出色的風控系統,把欺詐率保持在了罕見的低水平。中國借此成為移動支付應用最為廣泛和深入的國家。在美國,ApplePay和Venmo等支付服務也已頗具規模,還出現了Stripe這樣主要服務于企業的支付后臺技術提供商。而在印度,政府出面建立了面向全體公民,基于生物識別技術驗證身份,開放統一支付接口的公共數字基礎設施,允許經過審核的支付服務提供商接入,讓它們可以服務于公眾客戶。

不過,移動互聯網與智能手機都不是移動支付的必要條件。2007年,肯尼亞出現了基于功能手機和短信的移動銀行服務。該國最大的移動運營商推出的這項名為M-PESA的服務,允許手機用戶在其合作網點開立賬戶并存款,手機號即賬號,賬戶受存款保險保護。對另一手機號發送特定格式的短信,即可轉賬給該號碼的用戶,既無需親自去銀行辦理業務,也不依賴互聯網。非現金支付就此在肯尼亞流行開來,人們還通過M-PESA來領工資、繳納水電費,不必再像以前那樣排起長隊。該項目推出十年之際,肯尼亞還只有不到兩成的人能夠上網,但幾乎所有家庭都用上了M-PESA。該國的金融服務覆蓋率在M-PESA誕生前只有27%,2019年已提高到了83%,金融普惠化可謂翻天覆地。

對支付服務提供商來說,跨境支付構成了最大的挑戰。向海外匯款一向以費用高、耗時長而著稱。這是因為資金跨境流動需要同時滿足兩國甚至多國的監管要求,并可能涉及數家金融機構,流程中須反復接受反洗錢、反恐怖主義和外匯管理等方面的審查,經常要幾天才能完成。在此期間匯率難免有所變化,為了避免因匯率波動造成自身損失,經辦機構必須收取較高的費用,以此作為一種“保險”費。有些從欠發達國家赴他國打工的工人將收入匯給國內的家人時,不得不支付約8%的費用。目前已有一些新型機構致力于解決這些難題,有的建立標準化的支付協議和網絡平臺,邀請不同國家的銀行加入,通過這一平臺在會員銀行之間做到最快幾秒內的國際支付結算;有的自行儲備多種外匯,自己承擔起類似于做市商的職能,繞過傳統外匯中介,在節省時間的同時減少外匯風險,進而壓低費用;還有的專注于細分市場,通過打包處理等方式化解留學生支付學費的困難。

在支付領域之外,金融科技也能幫助到很多無法從商業銀行獲得信貸的借款人,如小微企業和個人。銀行必須對公眾的存款負責,因此面臨較為嚴格的監管要求。并且銀行出于自身的經營管理模式,對于每筆貸款收益不高的借款人不可能花費太多成本去調查研判其未來收入現金流所能支撐的實際還款能力,并在貸后管理工作中對其實施全面高效的監控。所以,銀行通常會要求借款申請人提供足值抵押品或其他擔保方式。在提供不了擔保的情況下,如果申請人信用記錄尚可,銀行可以基于此給予極其有限的貸款額度,但若信用記錄不佳,只能將其拒之門外。

這些融資需求在銀行那里得不到充分滿足的主體,正是由科技武裝起來的新興金融機構瞄準的對象。與傳統銀行不同,這些機構往往不會廣開服務網點,從而能節省大量經營費用。其中有的是持牌的銀行業機構,但主要接受線上存款;有的則根本不從公眾那里獲取存款,而是以私人投資者和機構為資金來源。它們共同的特色模式是以大數據為基礎,部署機器學習算法來判斷借款人的違約風險,最終做出審批決策。此類新型金融機構不僅出現在了歐美,也出現在了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在中國,螞蟻金服旗下的網商銀行最具代表性。靠阿里系企業的電子商務和支付業務積累的海量數據協助,網商銀行為數以千萬計的小微企業提供了貸款,審批速度比傳統銀行快數倍,部分場景下審批全程由算法判斷,無需人工介入,一秒內即可獲得審批結果。在這樣的高效率下,網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仍然明顯低于傳統銀行。螞蟻推出的消費金融產品“花唄”也與阿里系的支付寶、淘寶、天貓等相協同,利用大數據和算法向個人小額授信,同樣實現了較高市場占有率和較低不良率的結合。

原本就坐擁大量數據的保險業,也順理成章地用上了大數據加人工智能的技術。除了引入支付等領域的新類型數據以進一步加強精算的準確性,以及用機器自動審核承保、理賠等事宜,有的公司還向客戶提供用較低保費換取其使用指定設備以提供更多信息的選項,有效地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

金融界一直以來有種說法,監管總是跑在創新的后面。對于金融科技,這句話很多時候也適用。但有些監管當局已開始化被動為主動,設立“監管沙盒”,在不影響金融系統整體穩定的前提下,允許當前監管細則尚未覆蓋的新業務模式在小范圍內開展試點,評估試點期間的情況后,再制定正式的法規,并放開經營范圍。

加密貨幣

加密貨幣的故事從15年前比特幣誕生起已被一再講述。輿論界有的聲音斷定它前途無量,有的則預測它將和歷史上的郁金香泡沫一樣在數年間無可挽回地破滅。公允地說,最極端的樂觀和悲觀預測都未實現。而在加密貨幣的密林中,比特幣仍然一枝獨秀,數次似乎接近崩盤,但又每每反彈回高點。

比特幣仿佛金身不死的歷程,讓擁躉們期待它就像中本聰的設想和本書書名所說的那樣,成為全世界貨幣的未來。早期的狂熱過去后,觀察家們對此已經有了更為冷靜的判斷:理論和現實都表明這極不可能。

首先,全球性的貨幣體系需要滿足數以億計的市場主體每日的多筆交易需求。但比特幣繁重復雜的“工作量證明”設計使其平均每秒只能處理可笑的寥寥7筆交易。而這已使比特幣節點網絡的用電量超過了一些小國。為激勵節點網絡確認一筆交易所付的費用不菲,折合成美元的價值隨交易擁堵狀況和比特幣價格上下波動,有時高達幾十美元。

其次,任何貨幣要想被廣大人群自愿使用,都必須保持價值基本穩定,無論其價值是以消費物價指數來衡量,還是相對于具備此特性的其他貨幣。沒有人希望每次領到的工資的實際購買力都與前一次有不知或正或負的幾十個百分點的差異。以世界任何主要貨幣來換算價格都總是大幅起伏的比特幣,自然不滿足這一要求。一蹶不起的其他加密貨幣更是數不勝數,其中不少還涉嫌欺詐。

第三,比特幣為其愛好者所熱衷的去中心化,獨立于現有金融體系,不被任何國家或金融機構所“操縱”等“優點”,其實對普通人來說未必有多大好處,反倒可能帶來很多麻煩。銀行卡正因為受到國家的監管和銀行的保證,丟失后可以掛失重制,信用卡被盜刷后有救濟渠道,借記卡中的余額在持有人突然去世后也照樣能被繼承。比特幣錢包的密鑰則完全由用戶自行保管,一旦用于記錄的載體損壞或丟失,相應的比特幣將徹底無法找回。據研究人員估計,已有數百萬個比特幣如此永久遺失,按照近來的價格相當于千億美元級別的損失。此外,比特幣交易不可逆,意味著賬號被盜或交易出現糾紛時沒有任何辦法追回款項。有很多人將比特幣存放在交易所,這種情況下風險只是轉移給了交易所,并未消失。比特幣的歷史上已發生數次黑客攻擊交易所,盜取比特幣及其他加密貨幣的事件。

最后,包括比特幣在內的諸多加密貨幣所標榜的匿名性,可以說只在理論上存在,用于實際交易時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實名化。試想一下用比特幣網購的場景。無論購物平臺多么可靠,買家必須提供收貨地址,而這就會將這項個人信息與其比特幣錢包地址聯系起來。假如將比特幣存儲在交易所或其他某種中介處,通過中介來支付購物訂單,那也只是將身份泄露問題轉到了中介那里。事實上,當今的比特幣持有者通常并不購物,但他們中的很多人在交易所開有賬戶,以便在比特幣與某種法定貨幣之間兌換。而法定貨幣從外部金融機構的賬戶轉入交易所,就是另一種關聯個人真實身份與比特幣錢包的線索??紤]到區塊鏈上所有的交易記錄均永久保存,可無限追溯,即便有比特幣用戶能夠神奇地做到在與真實世界的互動中不留下任何痕跡,他的身份一旦從其他渠道泄露,也將無法逆轉。轉賬至一個新的錢包只會讓人知道新錢包也與他有關,解決不了問題。這么看來,比特幣作為貨幣被鼓吹為“優點”的種種特性,要么不是真正的優點而更像是缺點,要么是不知能用來消除傳統金融體系中什么弊病的古怪方案,換句話說就是一堆在尋找問題的答案。

比特幣的這些問題被人注意到后,一些新的加密貨幣方案被設計出來,旨在解決上述問題中的一個或若干個,例如用大大節省計算資源的“權益證明”來取代“工作量證明”,為交易并發量擴容。但似乎尚沒有哪種加密貨幣做到了全面成功,而且解決方案自身大多也會引入新的問題。

在各種做不到完美的加密貨幣中,試圖靠錨定美元等法定貨幣解決價格波動問題的穩定幣是近年來頗為流行的一種。這類加密貨幣的發行方一般公開宣布以至少1:1的比率持有某種法定貨幣或該幣種的國債等安全資產,以此為抵押發行自有品牌的穩定幣。普拉薩德認為穩定幣不是真正的貨幣,只是一種交易媒介,缺少計價單位和價值儲存這兩種基本功能,后兩者實際上還是由其背后的法定貨幣所承載。有的穩定幣還被市場懷疑是否真的有足額貨幣儲備支撐。

假如穩定幣或其他類型的加密貨幣未來能夠作為交易媒介被持續使用,背后的區塊鏈技術也支持的話,參與的主體可以編程創建智能合約,在無需第三方裁定并對違約者實施懲罰的情況下,由算法根據預設條件自動執行。但因為區塊鏈不能直接關聯真實世界中的事態,智能合約的用途和規模還很有限。

除了自身具有的缺陷,加密貨幣面臨的最重大問題是政府監管,首當其沖的就是其匿名性設計。各國出于防范恐怖主義、犯罪活動等原因,要求銀行監控其中流動的資金,以免有人為不法活動輸送資金,或來源不正的資金經過銀行體系被“洗”為合法財產。這要求經手資金的機構遵守“了解客戶”(KnowYourCustomer)原則。匿名性顯然與此有根本矛盾。使用加密貨幣甚至原則上可以不依賴任何中介,完全游離于監管之外。而這正是比特幣的基本設計思想。迄今為止,已有多個國家對加密貨幣實施不同程度的管控。中國禁止了加密貨幣交易,印度也有意仿效。主要的幾個發達國家立場比較寬松,但也規定,市場機構如果將加密貨幣作為金融資產持有,就必須接受稅務和反洗錢、反恐怖主義法規的約束。美國還因為毒品等非法物品的交易問題,搗毀了使用比特幣,名為“絲綢之路”的暗網市場。2019年,臉書發起了穩定幣項目Li-bra,但因為其設計不是基于單一國家貨幣而是一攬子主要貨幣,可能導致繞過監管的跨境資金流動,對各國貨幣和監管主權形成了威脅,所以遭遇了幾大經濟體監管當局的集體反對,最終告吹。有少數幾個國家發起了基于區塊鏈的官方加密貨幣,但噱頭性質明顯超過了實際需要。

受以上種種問題所累,加密貨幣的未來不會如其支持者所設想的那么輝煌。

央行數字貨幣

貨幣與國家在歷史上一直有著緊密的關系。盡管在一些特殊時期的小群體中曾自發演化出未經官方認可的交易媒介,但三大功能齊備,得以在更廣大的社會中流通的貨幣,身后都有國家權力的影子。貴金屬時期的官方鑄幣就是例證,如今由央行和具有特許權的商業銀行組成的貨幣體系更是如此。民間發起的加密貨幣所試圖打破的,正是法定貨幣背后的國家壟斷發行權,大多數貨幣主權穩定的國家因而不會給予官方支持,至多只是容忍其存在。另一方面,多國央行并不只是被動應對,也有主動出擊的戰略設計,那就是央行數字貨幣(CBDC)。

如果顧名思義地把CBDC解釋為央行發行的數字形式的官方貨幣,那么其實批發型的CBDC早已有之,那就是銀行持有的存款準備金。數字人民幣等新事物則屬于零售型CBDC。

零售型CBDC可以簡單理解為數字現金。在大部分人都擁有智能手機的時代,同樣是央行貨幣,持有CBDC比紙幣或硬幣要更方便。而相較于銀行存款或存放在金融科技產品中的余額,CBDC直接位于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無需擔心發行機構的安全性。零售型CBDC能促進金融普惠,讓由于地處偏遠等原因在銀行開戶有困難的公民也能享受到現代化的金融服務。在商業支付網絡出現故障的情況下,CBDC作為備用的支付手段也可以立即擴大使用,協助經濟繼續運行。

經濟學界討論了CBDC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潛在功用。根據當代宏觀經濟學,衰退期最優的政策利率可能為負。事實上在上一輪全球金融危機中,歐元區和日本等經濟體的央行就對金融機構實施了負利率。但因為人們可以持有利率實際為零的實物現金,負利率很難傳導至實體經濟。如果CBDC廣泛取代實物現金,負利率原則上就能直接實施,在人們的CBDC余額中定期扣減而非加上利息即可。但這很可能是政治上的一劑毒藥。讓人們的儲蓄數字不增反減,在平時就足以令人反感,在他們因為經濟衰退要節衣縮食時這么操作自然更是會引起眾怒。所以,通過CBDC實施負利率恐怕不是個好主意。不過反過來說,CBDC賬戶肯定能用來向民眾直接發放各種補助。這么做不僅可以節約行政成本,也有助于防范腐敗和欺詐問題。

零售型CBDC如此有益,似乎應當盡快向全社會大力推廣。然而主要經濟體的貨幣當局都沒有大干快上。數字人民幣公開推出五年后仍在試點進程中。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央行也已研究多年,卻還沒有付諸實踐的明確態度,觀望氣氛濃厚。各國謹慎推進的原因較為復雜,也不乏各自特殊的考慮,但一個共同而重要的因素是擔心引發金融脫媒。也就是說,各家央行都不愿看到CBDC迅速而全面地取代銀行存款成為人們主要的儲蓄去處,短期內激烈沖擊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顛覆現存金融秩序。

回過頭來看,實務中在可預見的未來能有重大突破的,反而可能是批發型CBDC。前文已經提到,跨境支付是支付行業的一大痛點,困難主要在于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各家官方、商業機構之間在每一筆具體業務的監管和安全上的互信。目前多環節處處核驗的做法,是為追求安全合規而犧牲了時間和成本。既然不存在跨管轄區的中央裁決者,各方如果要縮短支付鏈條以提升效率,就必須通過別的辦法實現安全互信。結合了去中心化的區塊鏈技術的CBDC,恰好可以提供新的解決方案。書中講到,2019年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泰國銀行開始合作研發以此為基礎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2021年初中國人民銀行和阿聯酋央行加入其中。本書出版后這一項目又有了進展,各家央行聯合參與試點的多家商業銀行完成了包括數字人民幣在內的幾種CBDC的點對點真實交易測試,系全球首例,最快在7秒內完成一筆支付,交易成本降低至少一半。

CBDC的發展說明,創新并非由商業機構所壟斷,官方機構也能做出貢獻??梢姰斚碌拇_是個令人興奮的金融創新大時代。然而創新在助推普惠金融和提高效率的同時,也給金融秩序帶來了挑戰。市場競爭已然加劇,傳統金融機構受到新生對手的沖擊后,不得不學習并嘗試跟上。監管當局既不想扼殺創新,又要確保金融系統穩定,于是面臨著復雜的權衡。大國突飛猛進的金融創新可以經由互聯網穿越國界。越來越多的中小國家會發現,自己的一些國民已經借此繞過監管或物理上的障礙,觸及海外的金融服務,包括但不限于開始使用美元等國際貨幣。對那些治理不善,有嚴重通貨膨脹等問題的國家中的民眾來說,這是最后的經濟自救手段;對只是出于正當理由要管控非法資金流動等有害活動的小國政府來說,這是個愈發力不從心的難題。金融創新的先行者與后發者之間的不平等問題,尚需未來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創新來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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