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蔥郁的樹木環繞著我，我在一個山谷里寫這篇關于韓江《素食者》（TheVegetarian,2007）的評論。就像一個自然主義冥想者一樣，我專心聆聽著周圍樹木的聲音。然而，在紅楓、白櫟、槐木和松樹那神秘的沉默中，我很難確定應該如何欣賞或解讀韓江這部贏得國際大獎的小說。

素食者英惠渴望變成一棵樹，與大地結合，成為一種植物生命，而不是一個肉體的存在。我們都知道，變成植物（無論是草本還是木本），必定會讓變形者遠離那些他們想要躲避的人，就如同變成一只巨大的昆蟲一樣。

這個故事如此離奇，作者說：“我想通過《素食者》刻畫一個誓死不愿加入人類群體的女性。”植物身份居然成了人發展的一個方向！在故事結尾之前，英惠不僅消失在了植物的世界里，絕望的姐姐仁惠一度對英惠那瘋狂變化的本性心生敵意，但漸漸地，她也開始傾向于樹木的生命，并希望完全被其所包圍。到底發生了什么？

樹木的隱秘生命

我不習慣反復閱讀一部作品三次（兩次還可以），但我發現自己確實在第一次閱讀時忽略了《素食者》中的一些微妙但重要的短語和暗示的含義。從語言和詞匯上來看，這部作品并沒有認知上的困難，小說的寫作風格相對單一，簡潔但不夠緊湊，沒有那種海明威式的凝練。某些場景被描繪得有如情節劇：家庭晚餐上的割腕自殺未遂、跳樓的企圖、妻子發現丈夫與她情緒不穩定的妹妹有情色/藝術的糾葛。還有許多怪異的夢境，恐怖的血腥畫面。

“恐惑”（theuncanny）是我在反復考慮這部小說的諸多特征時想到的一個詞。除了人類與樹木之間的情感聯系之外，要為這部小說歸類并不容易，它是一種奇異的混合體，介于現代家庭戲劇與精神病幻覺恐怖之間，充滿了超現實的夢境以及人物的變形。民間故事、超現實主義的現代小說、荒誕派戲劇，以及弗朗茨·卡夫卡和歐仁·尤內斯庫等作家的影響，似乎都在推動這部作品的形成。

成為素食者，顯然不像卡夫卡筆下的薩姆沙變成一只巨大的甲蟲那樣激進，也沒有那般超現實。然而，英惠確實在精神上做出了激進的另類轉變，企圖超越人類的肉體存在，甚至渴望真正成為植物——一朵花、一株植物，或是一棵樹。

韓江對英惠蛻變的神秘感，可能更多來自于對樹木秘密生命的研究和理解。據說，她的原初構想受到朝鮮象征派詩人李箱（1910—1937）一句詩的影響：“我認為人類應該是植物。”自從韓江對此展開冥想之后，其他一些作品的出現或許幫助她深化了這一詩意想法的意義。例如，林學家彼得·沃萊本（PeterWohlleben）的《樹的隱秘生命》，以及生態學家蘇珊娜·西瑪爾（SuzanneSimard）關于“探索樹木如何以及為何彼此‘交談’”的研究，還有西瑪爾與生態學家莫妮卡·加利亞諾（MonicaGagliano）合著的《植物這樣說話：植物的突破性科學發現及個人同植物邂逅的非凡之旅》。

韓江寫作《素食者》時，還不知道理查德·鮑爾斯（RichardPowers）十余年后的小說《樹語》（TheOverstory,2018），但這部作品讓人們開始意識到，在地球生命日漸衰落的當下，樹木和植物比人類更為重要。數十年來，林業和生態學期刊一直在研究樹木的“智慧”和“交流”。雖然植物界并不完全具備人類的智慧，但科學家們確實讓我們看到了樹木對地球生存的重要性。樹木與戶外自然的關系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友好得多。作為一名精神分裂癥患者，英惠將此視為她的拯救策略，一個安全的棲息地。

何以恐惑？

讓我回到“恐惑”一詞。它源于心理分析領域，并因弗洛伊德1919年發表的隨筆《論“恐惑”》而受到關注，逐漸擴展至美學與存在論。我們將其翻譯為“恐惑”，因為它既包含“恐”的不安，也蘊含“惑”的陌生熟悉感，描述的是熟悉中的陌生、意識中的無意識，以及生命與無生命間的模糊界限。

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結合弗洛伊德的“恐惑”、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與海德格爾的“非家”概念，提出“幽靈學”（Hauntology）。這一概念表達了壓抑的復現，認為幽靈處于既不死也不活、既不在這里也不在那里的中間狀態，映射現代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無形、虛擬與不可言喻的事物。

“幽靈”在《素食者》中是一個持久的意象。首先是英惠，自從經歷了關于黑暗森林的恐怖夢境后，她便放棄了肉食，日漸消瘦。按照丈夫小鄭的描述：“妻子在我無法進入、無從得知，也不想了解的夢境中漸漸消瘦著。最初她像舞者一樣纖細苗條，但到了后來則變得跟病人一樣骨瘦如柴了。”最終，她變成了幽靈般的存在：

“妻子一動不動地看著冰箱。黑暗中，雖然看不清她的表情，我卻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恐懼。……不知她從何時光著腳，穿著春秋款的單薄睡衣，跟聽不見我講話似的愣愣地站在那里。仿佛冰箱那里站著一個我看不見的人，又或者是鬼。”

英惠如同鬼魅一般，隱入黑暗，令人不安。小鄭的印象與后來仁惠的感受幾乎如出一轍：

“在等待醫生的這段時間里，她和往常一樣轉過頭望向院子里的那棵櫸樹。那是一棵樹齡高達四百年以上的古木。晴天時，那棵樹會伸展開茂盛的枝葉反射陽光，像是在對她訴說什么。但在這種雨天里，它卻看上去像一個少言寡語、把想說的話都憋進了肚子里的人。大雨淋濕了樹皮，渲染出近似傍晚的昏暗，枝頭的樹葉在風雨中默默地顫抖著。英惠猶如鬼魂般的樣子與眼前的畫面在她眼前相互重疊了。”

仁惠的幻覺——雨中黑色的樹林與英惠鬼魂般的身影——映射了她潛意識中深藏的焦慮，以及對妹妹境遇的深切共情。這種幻覺后來甚至滲入了她的夢境。仁惠對植物世界產生了越來越深的感情，開始意識到自己缺乏自主性，活得仿佛幽靈附體。

“她知道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死去，現在不過跟幽靈一樣，孤獨的人生也不過是一場戲。”

仁惠的覺醒——再也無法忍受，不愿再繼續這樣的生活——可以被解讀為她對另一種生命形式的理解與共鳴：一種靜止但卻充滿生機的存在。這種聯系也暗示著她開始接近妹妹英惠的內心世界，后者選擇以植物為中心的生存方式，以此反抗人類社會的壓迫。仁惠的轉變與英惠的存在之間形成了一種微妙的共鳴，如同英惠對仁惠所言：

“姐……世上所有的樹都跟手足一樣。”

《素食者》的殘酷美學

當我由德里達的幽靈學，想到韓江筆下幽靈般的英惠和仁惠，一個名字如小小的爆炸般在腦中響起——埃貢·席勒，這位維也納世紀末的畫家。勾勒英惠的形象時，我不禁聯想到席勒筆下極度瘦削、骨感、角度怪異的女性裸體，以及他那扭曲、瘦骨嶙峋的自畫像。

席勒在自畫像中描繪自己為具人形卻帶恐怖感的幽靈，以笨拙的姿態挑戰健康軀體的正常觀感。他筆下的女性也以空洞的眼神凝視觀眾，迫使他們直面那些蒼白、厭食癥般的身體——枯萎的乳房與乳頭仿佛僅是附著在干瘦身軀上的殘跡。

這位維也納藝術家以模棱兩可和越界的價值觀激起觀眾的困惑，正如弗朗西斯·培根用尖叫的大張嘴的教皇和扭曲、囚禁、血淋淋的肖像震撼觀眾，讓他們不安、驚恐，而非帶來傳統的美感。毫無疑問，培根試圖通過震撼讓觀眾覺醒。

那么，那些張開的面孔究竟在喊什么？它們訴說的，正是恐懼與殘酷。在一篇關于殘酷美學的論文中，默夫·埃姆雷引用讓·熱奈的丑陋美學，稱其為“一種殘酷的快感”：“唯美主義的誘惑不僅在于它對美的追求，還在于它將殘酷視為藝術的本質。”

我們對超現實與暴力的情節并不陌生，它們早已廣泛存在于《格林童話》及許多文化（無論古代還是現代）的神話敘事之中。然而，當這樣的情節被置于一部看似現實的家庭心理小說中時，那些堆積的殘酷與暴力場景——無論是充滿血腥的夢境敘述、心理虐待的危機、色情藝術的剝削，還是醫院中不人道的治療方式——很可能會讓敏感的讀者感到惡心和排斥。然而，這些情節同時又散發著一種詭異的吸引力：我們的“藝術”從來不乏浸透著血液的作品，但卻少見充斥著綠色植物粘液的故事。

韓江的作品在這一點上并非簡單模仿其他藝術作品，也不能說是對現實的直接復寫。更確切地說，它描繪了一種逃離非人道社會的可能性——通過將自身轉化為一種截然不同于哺乳動物的植物生命。

對于一個當代現實主義者而言，在一個似乎正走向野蠻的社會里，僅僅寫一些關于人們如何應對逐漸惡化生活的故事就足夠了嗎？殘酷美學的藝術家并未選擇消極退縮、靜靜冥想直到痛苦結束的模式，他們似乎決心走在失敗的模式之前，在戰爭、氣候危機、饑荒和物種滅絕等暴力肆虐的門檻之外，擺脫等待和觀望的乏味人生，尋求一種超越我們所知的人文自然的視野。文明和人文主義并未阻止災難和浩劫的發生，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人類來到如今的境地。我們需要一場殘酷的再生，一種重新賦予生命的力量，一場徹底的轉變。

弗朗西斯·培根曾說：“我認為生活是暴力的，大多數人試圖逃避這一面，生活在一種被屏蔽的狀態中。但我認為他們只是在自欺欺人。生育本身就是一種暴力行為，死亡的過程也是暴力的。而且，正如你肯定已經觀察到的，生活本身就是暴力的。”

在《素食者》中，韓江用陰郁、黑暗的色調描繪了家庭暴力。金家是一個極其糟糕的家庭，而這樣的家庭在東方社會，甚至在更廣泛的社會環境中，可能比我們大多數人想象的更為普遍。藝術往往最鮮明地展現在它對人類心靈最黑暗、最不可理解或最令人恐惑的部分的探討之中。一旦善意和愛的誘惑在關系中缺失，藝術在描繪婚姻的困難與失敗時往往最為殘酷。《素食者》中那些角色，無論是彼此之間，還是他們對待飽受摧殘的英惠，都沒有表現出任何深層次的親密與愛，除了姐姐仁惠最后的覺醒。通過兩個男性角色的視角，讀者看到女性氣質和素食主義如何被父權制結構貶斥為混亂、令人厭惡且具有威脅性的存在。

從本質上說，這部小說探討的是人類的暴力以及拒絕暴力的（不）可能性。英惠拼命拒絕吃肉，試圖將人類的殘酷從自己身上驅除。她甚至不想再屬于人類，而是相信自己正在轉變為一株植物。她的父親是一名越戰老兵，試圖強迫她吃肉，而這一暴力場景，在小說的三個部分中反復出現。在第三部分，當醫生試圖在精神病院給英惠插鼻飼管時，強行灌食又一次重現。

最終，英惠把自己變成了一具尸體——她不再進食，不再說話，甚至不再動彈，就像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但也正是在這種狀態下，她不再對任何事物施以哪怕最輕微的暴力，達到了她理想中的純凈狀態。為了實現這一理想，她挑戰了自己的生命極限，直至瀕臨死亡。

死亡對英惠而言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她問姐姐：“我為什么不能死？”姐姐啞口無言。英惠的變化是徹底的，這意味著她與過去的生活模式完全決裂。這是一種極端的愿望，試圖重新奪回對自己身體的完全控制。在某一時刻，英惠放棄了那根將她與日常生活連接起來的細線。而仁惠也承認，如果不是因為智宇——作為母親的責任感——也許她自己也會放手不再抓住那根線。

這部小說涉及許多議題，包括家庭的無知與否認、男性對女性的剝削以及精神疾病的發作。尤其在最后一點上，它暴露了社會對心理疾病的罔顧，甚至揭示了專業醫療體系在治療心理疾病患者方面的不足。而最耐人尋味的是，它呈現了藝術作為一種處理創傷、情感或欲望的手段的失敗。

或許韓江自己并不這樣認為。正如她在《少年來了》（HumanActs,2014）中所寫：“在你死后，我無法為你舉辦葬禮，于是我的人生變成了一場葬禮。”

重新定義自身存在

《素食者》的開篇，中文版譯作：“妻子吃素以前，我沒有覺得她是一個特別的人。”英文版則是：“Beforemywifeturnedvegetarian,I’dalwaysthoughtofherascompletelyunremarkableineveryway.”如果從英文回譯，中文應為：“妻子吃素之前，我一直認為她各方面都極為平凡。”

為什么要強調“平凡”？

韓江希望讓英惠代表一種無性別、普遍化的身體。然而，這一設想極難實現。在現實世界中，女性的身體（尤其是饑餓的身體）并非一個中性的符號。

女性通過身體發聲，因為這是她們被傾聽的方式。這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為女性的身體在歷史上往往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與此同時，女性又通過將自身的身體公開化進入公共視野——但這種公開化通常是按照市場規則進行的。這個世界對女性的身體情有獨鐘——無論是受苦、挨餓、懷孕、高潮、被侵犯，還是死亡的身體，都是如此。女性的身體被監視、傳播、肢解；她們的身體能賣出雜志、電影和熱門電視劇。

然而，我們的世界至今仍無法接受的，是女性的思想。

試想小說的第一句話，出自英惠的丈夫小鄭之口：“妻子吃素之前，我一直認為她各方面都極為平凡。”這個殘酷而無知的男性角色，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英惠的思想。

“極為平凡”的家庭主婦英惠，踏上了一段掙脫父權制、等級制及以人類為中心的“人性”定義的旅程，而這一定義長期以來抹殺了女性的主體性。通過選擇素食、挨餓，最終變成樹，英惠無拘無束的存在，反抗了父權制規范建構的社會秩序。尤其是《素食者》中體現的女性抗爭與朱莉婭·克里斯蒂瓦（JuliaKristeva）提出的“卑賤”概念（theab－ject）相呼應，二者都借助食物與血液等元素來探討那些“攪混身份、干擾體系、破壞秩序的東西”。

根據克里斯蒂瓦在《恐怖的權力：論卑賤》中提出的觀點，“卑賤”指的是當主體面臨意義崩塌（如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界限的瓦解）時所產生的恐懼、厭惡等反應。尸體是典型例子，它以創傷性的方式提醒我們自身的物質性，而流血傷口、糞便、污水，甚至溫牛奶表面的皮膜也能引發類似感受。

卑賤之物激起恐懼與厭惡，使主體性變得不穩定。無論是尸體、血液、排泄物還是特定食物，它們都跨越了主體性的邊界，卻無法完全與主體剝離。卑賤與“非人”一樣，擾亂“邊界、位置、規則”，而這些正是父權意識賴以維系的基礎。

在《素食者》中，女性與動物意識之間的深度聯結，通過英惠對食肉的卑賤體驗得以呈現。根據美國動物權利倡導者卡羅爾·亞當斯（CarolAdams）的觀點，肉類消費意味著動物主體性的徹底湮滅；為了讓肉類出現，動物的生命性必須被徹底否定。英惠回憶起自己吃狗肉的經歷，描述了狗被拴在飛馳的摩托車后拖拽致死的過程。在吃狗肉湯飯時，她腦海中閃過鮮血和白沫混雜的畫面，以及狗那直勾勾的凝視。

隨著狗的主體性再現，咀嚼這一機械性的肢解行為變得令人無法忍受。英惠感受到自己人格的瓦解——復活的動物主體性滲透到她的自我之中，并作為一種卑賤之物提醒著她“處于永久的危險之中”。由此，英惠下決心通過素食主義切斷這種令人作嘔的暴力氣息，擺脫人類暴行帶來的精神和身體負擔。

從美學意義上講，卑賤與恐惑（theuncanny）有根本的不同。恐惑強調的是，本來熟悉的事物因被壓抑進入無意識領域后變得陌生，繼而在某種情境下突然浮現，引發恐懼。而卑賤則更為強烈，它指向被主體排除在外的東西如何因其令人厭惡的特質，使主體瀕臨意義坍塌的境地。卑賤與恐惑都屬于“否定美學”（negativeaesthetics）的范疇，即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W.Adorno）所稱的一種以否定的形式揭示社會現實的美學。

克里斯蒂瓦指出：“卑賤是條邊界，這是無疑的，但它更是一種模棱兩可的狀態。”卑賤與恐惑的相似之處在于，兩者都指向心理中的邊界模糊狀態——它們模糊了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內部與外部之間的界限，形成一種跨邊界現象。英惠拒絕被分類，擁抱自身的混合性存在，展現出一種生態女性主義的曖昧性。書中的姐夫認為她“是植物、動物、人類，抑或介于這三者之間的某種陌生的存在”，而正是這種混合體的形態，成為對父權意識的頑強糾纏與持續的“幽靈般”騷擾，從而動搖了其穩定性和合法性。

英惠激進的植物化轉變，使她脫離傳統人類性，塑造了一種顛覆性力量——它致力于重建另類主體性，消解邊界，追求統一而非分裂，解放而非禁錮。小說揭示，真正的解放在于拒絕父權制定義的“人性”，以跨越界限、拒絕分類的方式重新定義自身存在。從姐姐對英惠的追隨中，我們看到，更多覺醒的女性將踏上這條自由之路。

在地鐵上，仁惠目睹破敗簡易房和雜亂野草，突然意識到自己從未真正生活過。在冒雨探望英惠途中，她彎腰卷起褲腿，留意到柏油路間隙冒出的小小蓬草——一種頑強生長的植物，而非死去的雜草，其意義留待讀者解讀。《素食者》是一部為神經堅韌的讀者創作的文學作品，值得反復閱讀與深入思考。然而，又有多少人愿意多次閱讀這樣一部復雜、拼貼式且充滿震撼與不適的作品？它的結局充滿不確定性，甚至模棱兩可。藝術從未整齊有序，韓江要求讀者在文本中穿梭，發掘其深處的奧秘。

這一奧秘直指人類與世界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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